六十万口，年可举孝廉三人。换言之，七县，两年一轮，尚不足分。

蓟王父弘，年二十举孝廉。其利之大，不妨参见后世《范进中举》。若非早逝，必为官。入京为郎官，再出为一县长令，板上钉钉。奈何撒手人寰，家道中落。母亲织席贩履，养育刘备成人，又年十五使游，令人唏嘘。

蓟国在《察举制》的基础上，又订《备吏制》。如何能不令天下士人，趋之若鹜。

或有人言，《科考》可乎？

蓟王窃以为，时机未至。若一意孤行，恐弊大于利。

与后世不同。汉时治学，极重传承。马融、郑玄之事，可见一斑。如王充之说，称“王学”、郑玄之说，称“郑学”。前汉时，东海下邳人严彭祖与鲁国人颜安乐，同学于眭弘，习《春秋公羊传》，遂有严氏学并颜氏学，传于后世。

亦如为典籍注释。各家所注，皆有出入。对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的理解，见仁见智。

便以《春秋公羊传》为例。

同举孝廉。

出身严氏学，与出身颜氏学的二人，对《春秋公羊传》的理解，必然有出入。故“诸生试家法”。“家法”的另一层含义，便是“各家之法”。严门学子，考严氏公羊；颜门学子，考颜氏公羊。

一言蔽之。各有章法，无统一答案。

若为《科考》，当如何评判？

还是那句话。新兴事物的出现，必有其历史必然。后世科举制，并不符合大汉风貌。穿越众，谨记。

当如何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