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姚欢反应过来，姨母提到的，恰是千年后史家依然争论的一桩无头公案。

王安石熙宁变法时，当世两大才子，苏轼和沈括，苏轼反对新法，而沈括支持新法。苏轼通判杭州时，恰逢沈括由神宗皇帝安排，察访两浙。沈括向神宗辞行时，神宗让他在杭州善待苏轼。不曾想，沈括却在与苏轼交往唱酬之际，将苏轼在杭州所做的诗文上呈朝廷，告发苏轼在诗中诋毁新法，被认为是点燃“乌台诗案”导火索的第一人。

当然，上面这些，是部分史家援引《元佑补录》中的记载所得结论。不过，亦有史家指出，《元佑补录》作者王铚虽然生活在南宋高宗年间，离北宋神宗年间比较接近，但他对于细节的记录明显有疑。

沈括察访两浙是在1074年，乌台诗案发生在1079年，前后相差五年之久，怎能因为沈括曾经在杭州与苏轼相处过，就认为苏轼的诗是沈括献上并加以诋毁的呢？再者，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危急、险些丧命的政治风波，苏轼虽总的来讲是豁达潇洒的性子，但后来提起新党中欲至他于死地的人时，行文中依然能看出清晰的记忆和鲜明的恨意。然而，苏轼提到过李定、舒覃这些刀笔吏，却从未提过沈括陷害过自己。

姚欢一时之间的感慨无以言表。

一个历史爱好者，突然穿越到连史料都有争议的事件里，能身临其境地弄明白原委，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个更令人激动呢！

姚欢咂摸着姨母的言外之音，这么说来，莫说是后世，便在当今，沈括也是一定程度上背负了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