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文学圈就是这样，大家骂来骂去，互相扣帽子。红色文学家指责其他文学家反动，其他文学家中有部分就跳出来说红色文学家无底线媚上。

    于东之前写了《寡妇之死》，有人说他反动，写了《最后的城》，又有人说他媚上，两顶帽子他都被人扣过，不过声音都不大，没有掀起多少波澜。

    余桦当时写了《活着》，也被扣了反动的帽子，现在《许三观卖血记》出来后，他的反动帽子肯定要重新戴上。

    有些人扣帽子，是因为坏，就想搞臭别人。有些人扣帽子，是因为蠢，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还有些人扣帽子，既不是蠢也不是坏，而是站的角度不同。

    前两种都好说，可以肆意去骂。就是最后一种很难去定性，假若一个人参加过战争，流过血，立过功，见到文学作品里面出现一些负面形象，他自然是气愤的，这是人之常情。

    每个时代都有其局限性，这是必然而且不可抗的。

    所以莫言这个苦头肯定要吃，他也不必觉得委屈，没有任何一个文人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那些给他扣帽子的人，自然也会被别人扣上其他各种各样的帽子。从没有一种文学或者思想，能够受到所有人的欢迎。

    “对了，你们明天要讲演？稿子都写好了么？”

    “差不多吧。”余桦说。

    “讲演的主题是什么？”莫言又问。

    毕飞雨回答：“主题是我为什么写作。”

    “我为什么写作。”莫言点点头，“好，明天我也去看看。”

    “你去了，是在下面看，还是在上面看？”余桦笑道。

    “还是在下面看吧，要上去我现在还得去编讲演词。”

    听到莫言这话，于东笑了笑，他真要过去，恐怕就由不得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