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马周才提议不要管。如果朝廷设立严刑峻法，大力打击逃户现象，这就会造成大量的军户破产，中上层将官们接着朝廷律法狐假虎威，大肆荫庇蓄奴，从而成为一个个拥曲众多的实力军头。

马周的这篇奏章是一个孤本存放在长安有司官库中，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前后关联的文牍已经不知所踪，李潼也不清楚朝廷最后对此是怎样一个回应和处理。但从后续关中府兵越演越烈的逃户问题中，也能了解到当时的朝廷终究还是没有大力禁绝。

眼下的国情较之贞观时期已经大为不同，已经不再是需要考虑要不要管理府兵逃户的问题，而是彻底没有了府兵军户可管。但马周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困境，对于当下新兵制的建立仍然有着不小的借鉴意义。

兵役沉重的问题，李潼也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眼下朝廷虽然务在休养，但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对四周外敌的各种攻伐设想，等到渡过这一段休整期，势必要加大向外扩张的步伐。朝廷是必须要保证有足够的常备武力，这一点绝对不可动摇。

眼下的他能够想到的降低个体兵役强度的方案，就是尽可能的扩大兵源。像陕西道所组织的州县团练，还有河北方面新建的漕兵，通过扩大预备役员的规模，尽量保障作战人员的有序轮换。

至于说更加普遍的义务兵制，在大唐这种生产力环境下，是绝对做不到的。就算开了挂、点开科技树，基层的组织力想要建立起来，也非一蹴而就，还要防备村霸乡豪借此滋生，从而破坏原本的乡里行政结构与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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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资源兼并，从世兵制到募兵制的过渡本身就是在解决这一问题。兵员的组织与钱粮的拨付统统权归中央，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至于退役的兵员如何维持生计，这一点故衣社倒是有插手操作的空间。

故衣社在半官方化后，李潼虽然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仔细管理每一桩社务的进行，但也做出了一些指示，除了基本的救济互助职能保留下来之外，他还授意故衣社开展一些方技培训，教授那些退伍老兵及其家眷们一些经济属性更强的工艺技能，诸如养殖、纺织、造纸、陶铸、木工、制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