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是对魏晋之际名士风度的称谓，亦称魏晋风流。它作为门阀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已成为魏晋时期的审美理想。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据《世说新语》：“王子猷居山阴，逢夜雪，忽忆剡县戴安道，即时登舟造访，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们研究“容止”，提倡“雅量”，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世说新语》载，顾雍集僚属下围棋，得儿死讯，他“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而神色不变。谢安策划了淝水大捷，捷报传来，他下棋如故，并无喜色，待收棋入屋，因大喜至极，折断了木屐齿竟全然不觉。另外，他们言词高妙，精神超俗，“托怀玄胜，远咏庄老”，“以清谈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

进行历史地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魏晋风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它与东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标志发展而来的价值观念一脉相通；而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又和“文学的自觉”的美学潮流相辅相成。在药、酒、姿容、玄谈的外在表象后面，蕴含着对自身价值思考和对人生无常的悲叹。漂亮的形式(姿容飘逸)和内在的精神(智慧和忧伤)结合，成为魏晋风度的美学典型。在哲学上，玄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家哲学的危机，魏晋玄学是东汉以来思想和社会历程的必然结果，确有一个过程。东汉后期政治的腐败，使儒生们从对汉家煌煌大业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正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怀疑。从党锢之祸开始，到黄巾起义，到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再到曹魏司马氏争权，大开杀戒，在整整一百多年的腥风血雨中，人们进行了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探索人生变幻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的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

反映到文学上毕竟要迟一步。实际上，从东汉和帝时代开始，外戚和宦官相互屠戮，直至魏晋的大杀名士，社会上刃血横飞，而在观念意识领域内，则开始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人和发展，曹操的“尚通脱”，“不忠不孝也不要紧”，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家思想地位，却使社会的思想观念的面貌有所改观。从此时开始到唐五代，人们的思想并不为儒家思想所囿，就是这一解放运动的功劳。而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的深远。

当然，在人格实践上，魏晋风度所及，也确实带来弊病：许多人赶时髦，心情并非嵇、阮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正如鲁迅所指：“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很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药)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至于说到清谈误国，清谈，那是时代的产物，是在魏晋玄学盛行的特定条件下所产生的。我们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它、认识它，这样才能有正确的认识。

“玄学”是风行于魏晋时期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

这种哲学思想，开始于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创始人是何宴、王弼；发展于西晋元康年间(公元291～299年)，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最后完成于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代表人物是向秀、郭象。这些人生活于魏晋之间，他们的思想代表着当时的主要思潮，因而“玄学”又往往称为“魏晋玄学”。

魏晋时期，黄巾起义的革命风暴刚过，曹氏和司马氏不同豪族集团的权利之争又激烈展开。统治阶级需要防范农民革命再起，又要适应政治舞台上攘夺纷争的局面，极力寻求一种新的思想工具。东汉风行一时的“谶纬之学”，以神学来解释儒学，经过王充等人的批判，已经失去原来的迷惑作用。朝廷提倡的经学，也已经发展成为僵化的章句之学。这种繁琐经学，很难再适应魏晋时期的动荡形势。于是，坐谈玄理的“玄学”便应运而兴了。

所谓玄学，就是玄虚之学。它以精神性的“无”，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强调“以无为本”。玄学家们认为，万事万物这些实际存在的“有”，都产生于“无”。这个“无”很神秘，看不见也摸不着，“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可见，这是精神性的东西。但是“无”又神通广大，能产生一切，又主宰一切。很明显，这种“贵无”论，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