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道：“我真正所忧虑的，是张庭长方才所引用的这个罪名再加上皇家警察的职权，以及张庭长所给予的惩罚。

其实方才所审理的那几桩案子，在市集中是见惯不怪，而在之前，也是处于可罚可不罚之间，往往都是看对方是何人，如果对方是显贵，且未有致人受伤，可能也就是息事宁人，甚至于那些衙差是视若无睹，避而不及，但如果是百姓，就有可能会被抓去衙里敲上一笔。

而如今张庭长几番引用的那条罪名，是可以引用很多纠纷上面，那些皇家警察同样也可以抓人，这就使得皇家警察的权力变得非常可怕。

那唐朝大宰相魏征就曾言过，‘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欲加之罪，其无词乎？’。”

这话里话外，还是对张斐的判罚是有所不满的。

虽然张斐引用的罪名，也就是“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本就涵盖许多，但大体都是泛指，引发众人恐慌，要更进一步地说，主要就是针对谎称猛兽入城，引发恐慌。

很少引用到斗殴上面。

更别说几个案子都引用这一条罪名。

此外，宋刑统上对这个罪名的判罚，最低标准是杖八十，可没有什么劳役的惩罚。

虽然苏辙也知道张斐是有这方面的权力，但是这个罪名本就模糊，惩罚还是你说了算，肯定是不行的。

庭长是可以看人来判，不爽的就重判，顺眼的就轻判。

更为关键的是，皇家警察的职权加上这条罪名，再加上张斐的判罚，这三者合一，皇家警察的权力是很难被监督的。

二人吵架，也有可能被抓。

因为你没法断定，吵架会不会扰乱市集，但既然打架可以，那么吵架当然也可以。

这会皇家警察有很多操作的空间。

张斐点点头道：“苏检察长言之有理，其实在此之前，我就研究过相关律例和案例，在这方面，我朝的律法是非常严厉的。

如果我当时依律判决，如许景天他们那种行为，其实都可以判到斗讼律，最轻要徒刑三年，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那么如果我不引用这条罪名，那我就只能引用杂律第二十七卷，最后一条，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

苏辙道：“方才魏征那句话，便是指得这条罪名。”

张斐笑道：“其罪疏议为，杂犯轻罪，触类弘多，金科玉条，包罗难尽。如果我引用这条罪名，那我是怎么判都不为过，而且这条罪名甚至允许我判处死刑，故此我不想引用这条罪名。

而我之所以引用杂律第四百三十二条，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就是希望将这一类案件，全部归于这条罪名之下，然后拟写出非常详细的条例，而惩罚统一用劳役，从一个时辰到两个月，根据情节轻重来设定。

以此来跟斗讼律和贼盗律做出区分，亦是补充，比如互殴，严重者，可划到斗讼律，只是一些轻微的那就划到这条律例下。”

苏辙这才反应过来，道：“原来张庭长早就考虑到这一点。”

张斐双手一摊，“我也没有办法，我找不到相关律例。”

这个“不应得为罪”，顾名思义，就是为杂律兜底，这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太多，律例不可能写得面面俱到。

那么官府怎么去依律管制，如果找不到适合的律例，就可以引用这条律法，来做出判决。

如果没有律例，且情节非常严重，可引用此律，判处死刑。

当然，就唐宋而言，如果判死刑，是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查，且必须是要通过皇帝的。

官员一般也不喜欢判死刑，因为要是错判，皇帝是肯定知道的。

就张斐的认知而言，他当然认为，这类口袋罪名还是尽量少一点为妙，正如魏征所言：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欲加之罪，其无词乎？

一旦官员引用这条罪名，官司都没法打。

但张斐也有考虑到，这不是一个法制时代，律法也不完善，如果不给于官府这种权力，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那富人可以随便欺压穷人。

这也是为什么司马光他们一直强调，要重视官员的品德问题，一个好官引用律例，多半是为扬善惩恶，这里面是有着时代的局限性。

张斐就不打算动这条律例。

故此，张斐只能将这种治安罪，划到另一条罪名上，因为这个“不应得为罪”是在找不到对应律例的情况，可以引用。

疏议就解释的非常清楚，杂犯轻罪，触类弘多，金科玉条，包罗难尽。

但如果你有相关律例，那就无法引用这条罪名。

当法律条文越发细致，可进一步去缩小这口袋罪。

苏辙道：“但不知张庭长打算如何弥补这漏洞？”

张斐道：“这事我一个人做不到，我建议是由皇庭、检察院、警署共同拟定相关罪名，以及具体惩罚。如果苏小先生愿意的话，可以由苏小先生来主持。”

苏辙忙道：“不敢，不敢，这主意是张庭长出的，自当由张庭长来主持。”

张斐摇摇头道：“我不行，我很忙，我有很多事好做。”

身后许芷倩不由得鄙视了一眼张斐，什么忙，他就是懒。

但苏辙不这么看，他认为张斐是暗指，他还得兼顾裁军、财政，等等法令，无暇处理。于是道：“那那好吧，如果张庭长最近抽不出空来，我可以暂替张庭长主持。”

张斐立刻拱手道：“那就有劳了。”

苏辙道：“那关于皇家警察。”

张斐道：“暂时就只能依靠你我来监督，让皇家警察知道，他们抓的每一个嫌犯，都有上诉皇庭的权力。除此之外，暂无更好的办法，如果给予皇家警察太多限制，那只会适得其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