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点点头道：“君实言之有理，二者看似相近，但其实是天壤之别。”

吕公著似乎想明白了，但又糊涂了，不禁问道：“那谁更有道理？”

既然二者有区别，就要分高下啊！

司马光抚须道：“其实不在于谁更有道理，而是在于儒法理念的不同。与法相对的就是恶，但是与儒相对的则是善与恶。”

富弼摇摇头道：“君实此言差矣，此法亦非法家，而是法制，法家相对的是恶，但法制可不是。”

文彦博点点头道：“方才张三的一番解释，其实已经讲明此理。也就是关于税法的解释。法家并没有将税定义为恶，而是将逃税、漏税定义为恶。而张三是将‘税’定义为恶，此二者亦是天壤之别。法家相对的是人，而法制相对是。”

话说至此，他突然意识到什么，旋即闭口不言。

一旁听着刘述忙问道：“文公，是什么？”

文彦博、富弼他们默契地相视一眼，均是抚须不语。

司马光就比较耿直，直接道：“是权力。”

刘述面色一惊，但很快就明白够来。

张斐一直强调，将“恶”束缚，那么问题来了，此“恶”为何能够挣脱束缚，根据牛顿定律，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力在推动此“恶”去冲破束缚。

官场中是没有什么地心引力的，官场中就只有一个力，那就是“权力”。

那么再回过头来看，束缚的也就是权力。

吕公著又问道：“二者孰优孰劣？”

“？？？”

几个当代最聪明的人，不禁也是面面相觑。

文彦博抚须道：“其实二者所追求的结果，可能都是轻徭薄赋，只是采取的手段不一样。”

他还是认为此与二者的理念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儒家系统中，君主是核心，故此是以规劝君主为主，若不分善恶，又如何去规劝君主，总不能劝君主行小恶，勿施大恶。

在儒家体系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有对立面的，对错，善恶，君臣，父子。

故而，苛捐杂税是为恶，轻徭薄赋是为仁。

法制之法则不同，它的理念是捍卫正当权益，在这个理念下，收税就是一种恶，收税绝对有侵犯个人正当权益，但这又是必要的，而法制之法是不需要去分善恶，因为他本身就能将恶给束缚住。

但束缚住的结果，多半还就是轻徭薄赋。

这跟法家之法是极为不同，法家之法并非是强调束缚恶，而是强调逾越者为恶。

在法家之下，税是可以无限膨胀的，这不是恶，但若你不交税，这就是恶。

但是在法制之法下，税本身就是恶，必须得束缚住，不能无限膨胀，必须得小心谨慎。

法家和法制，行为其实是类似的，只是对“恶”的定义不同。

那么文彦博就认为，孰优孰劣，是见仁见智。

但是富弼却不这么认为，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可分出优劣。”

文彦博的孰优孰劣，其实站在统治阶级，也可以说是站在士大夫阶层，对于他们而言，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但是富弼是站在百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若从百姓的角度来看，会更偏向哪种？

肯定是倾向于定义为“恶”。

轻徭薄赋，百姓也不一定承受得起，当然也是恶。

文彦博又问道：“那富公以为，孰优孰劣？”

富弼先是一愣，旋即皱了下眉头，摇摇头道：“这还真不好说呀！”

此孰优孰劣，问得并非是儒法理念之争，而是指当百姓将税全部定义为“恶”和将税区分善恶。

此问，就是从治理的角度来看。

但这是从未有过的概念，富弼也不知道，当百姓认同这个说法，到时是增加治理的难度，还是减轻治理的难度。

到底孰优孰劣，他也不敢妄下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