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农村风貌，可以说是风生水起、紧促热闹。村民们全心全意窝在自家田地里，绞尽脑汁用各种手段亲身呵护着农作物的生长。男人们农闲之余更是挥舞着铁锤铁楸漫山遍野地挖煤采矿，或三两合伙，或给大一点规模的矿主打工。日子虽然贫困，却也安定踏实。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一些脑子比较灵活的人家陆续购置了三轮车、四轮车、甚至大货车等，用这些车子去煤窑矿窑拉活，赚取较为可观的中间环节费。更有能力较强的人家采取煤矿自产自销的方式，从挖煤挖矿到运输销售，全部由自家人一条龙承包，即肥水不流外人田。

何胜军有个非常要好的表叔刘国富，这几年一直混在他的矿窝子里，一边做些简单的轻活，一边帮忙出谋划策，担任着军师的身份。表叔的大儿子刘月生自然也少不了，整日里跑前跑后帮着打下手。只要是有关新机器的技术活、或者跑脚力的方便活，何胜军都会交给刘月生去办。带着吃饱喝足的胜利感，何胜军听取了表叔的建议，卖掉了这个养活他全家多年的矿窝子，又用卖了矿窝子的钱买了一辆大货车，出工资请刘月生帮他做司机，负责在各处拉煤矿转售。

何胜军不会开车，他也认为自己也没必要学车，反正有钱雇人，有人愿意干，他做个轻轻松松的老板何乐不为？何胜军终于结束了靠苦力做营生的日子，开始了迈向“资本”运作的新时代。

然而现实往往比理想残酷，资本两个字对于何胜军这样土生土长的农民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不自量力。买何胜军矿窝子的不是别人，正是给他出谋划策的刘国富本人。刘国富接手矿窝子后，象征性地干了半个月，便快速转手给了第三方，赚了近七八倍的差价。

当何胜军还全神贯注盯着自己的大货车时，刘国富已经从巨额利润中出资一部分新开了一个煤窑。仅一年左右的功夫，煤窑的生意便快速火爆起来，村里几乎一半的人都跑去刘国富的煤窑里做矿工。

暴富后的刘国富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深耕煤矿这条发财之路，源源不断投资新的煤窑，同时也尽可能侵吞煤矿供应链的其他环节。仅仅两三年的功夫，刘国富已经赚得盆满钵满，成为了红西乡新的大富翁。

反观何胜军，货车生意却进展的非常艰难。农村里山路难行，货车一天最多可以跑两次，每次也就十几块钱利润，这些利润中扣除汽车养护费、过路费、油费以及付给刘月生的工资后，所剩并无太多。偏偏村里拉煤矿的车却越来越多，何胜军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其中可以赚取的差额空间在激烈的竞争下又逐年减少。加之何胜军不是亲自开车，比其他竞争对手还多了司机的雇佣成本，利润又少了至少三分之一。

何胜军先前是多么风光无限的人，哪里受得了这样的窝囊气？这种需要削尖脑袋灵活投机的生意场，实在是不适合他这种暴脾气的粗直之人。因此没过多久，愿意和何胜军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少，何胜军仅存的那点微薄家底也终于在两年内消耗殆尽。

而他的表叔刘国富，却稳稳地踏上了腾飞之路。脖颈子越来越圆，肚子越来越肥溜，说话的嗓门也渐渐超过了何胜军，身旁那吆五喝六的架势比何胜军当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国富的儿子刘月生早已不再给何胜军打杂，而是在父亲的张罗下陆续接手了各种大小生意，倒卖一些药材、烟酒、或者投资一些小型煤矿。只前后两三载的功夫，刘家父子就结束了依附何胜军的历史生涯，开始了自己的光辉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