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指出，梅东兴等人虽然早年起义造反，但是他们到了安南以后，不再与满清朝廷为敌，也没有回到大陆地区从事叛乱活动，现在满清国事艰难，国家不宜多树强敌，应该主动与汉国修补关系，放弃一直敌视海外华人的政策。

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嵩奏称:中国如不敢抗法，则连梅东兴所部不如，

“梅东兴所部早年不过太平军一残部，带领数数千流民青壮，驰檄文，败敌将，法国人行迹狼狈，被梅东兴所部分割包围在几个孤立据点，进退两难，而堂堂天朝上国，诸多文武大臣以老成持重为托词，不敢出兵与法国人交战，虽然表面有说辞来应对安南政府，但是怯弱畏惧至此，难道不怕亿兆国民和太平军余部耻笑吗？”

主战派官员的建议，毫不意外的遭到清政府的驳回，而像唐景嵩一样，在奏折中言行过激的官员，则以不体朝廷苦心，思虑不当的说法，遭受一番训斥后，以考察安南局势的名义，发配到局势危机的北坂地区，任其自生自灭。

满清政府对外屈膝退让，对内残暴压迫的本质，在镇压太平军起义后的几十年中，越来越显露无疑，先是在远东方向步步退让，致使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沙皇俄国吞并，接着小小日本也上来打脸，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随后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和约》，和约规定，清政府以“抚恤”及支付“修道建房”费用为名向日本侵略者赔偿50万两白银，同时，

和约中竟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清国不指以为不是”的自欺欺人之语。

稍后几年，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群岛，满清政府未言一语，于当时的满清政府而言，本土的官兵刚刚经历国内战争，有一定的战斗力，而日本方面实行维新改革不过几年时间，如果两方交战，日本必败无疑，结果满清政府尚且不敢出兵应战，其懦弱无能之举可见一斑。

从雄据中亚的沙皇俄国，到兵少国小的东瀛岛国，再到侵略安南的法国，满清政府一直秉承的对外屈膝投降的政策，在与南美汉国取得一场场对欧洲白人的胜利面前，刺痛了一部分有良知的大陆华人的心，自从满清朝廷明令驳回援越抗法的奏折建议后，不断有沿海地区青壮奔赴北坂地区，投奔南洋军团而来。

3月15日，两广人庞振云带领200民装武装，抵达下龙港，3月17日，广东民团教头胡昆山携带快枪17杆，民团勇壮140人投奔南洋军团，3月20日，广西帮派武装头目朱冰清思州贡生李唐相继带领200到300不等的青壮，越过安南边境，进入南洋军团控制区。

到了三月下旬，仅仅从大陆地区投奔而来的华人武装数量便达到了2000余人，再加上梅东兴动用搜集到的资金，大力在安南南洋等地招募的士兵，南洋军团正规军人数恢复到5500人的大编制，同时装备老式德莱赛步枪和不同型号的新编南洋警备军人数达到3000人，预备役民兵武装数量达到5000人。

法国人占领整个安南地区的野心昭然若揭，为预防法国人撕破脸皮，进军北坂地区的最坏局面发生，李明远早在建立广宁谅山两省移民中转基地的时候，便指示南洋军团历任最高军政指挥官做好准备。

粮食医药物资充裕，各式火枪火炮仿制的加特林手摇机枪弹药充足，足够应付一场中等规模战役，为期一年的消耗。

在此之前，南洋军团方面之所以没有对龟缩河内城海防等地的法军发起最后进攻，完全是为了以被围困的法军为筹码，策应中央政府与法国政府的协商谈判，但是法国政府认为汉国与法国同样距离安南路程遥远，无法投入大规模军队跨海支援，同时法国政府还过高估算了被困北坂各地法军的战斗力，认为南洋军团获取军事物资补给困难，缺乏重型武器支援，没有能力在短期内攻下，由法国本土士兵严防死守的各个据点。

法国人企图以被困法军为诱饵，将汉国在安南地区的武装力量牵制分散在各个孤立的据点外，然后等到法国远征军队抵达安南后，协同被围困法军一起，将久战无混精疲力竭的南洋军团部队全部歼灭，解决法国占领安南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

南洋军团自然不会一成不变的按照法国人的设想去做，就在法国舰队刚穿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梅东兴已经完成了对被围法军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

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之前，为了鼓舞士气，梅东兴亲自召见了十余名从大陆地区赶赴而来的武装头目，其中尤以唐景嵩最让梅东兴感到重视，因为他是汉国建立以来，第一个主动投奔的满清中央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