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他轻声念出第一行。

陌生女人？来信？

刘恒生出一丝读下去的兴趣，接着往下看。

[1948年京城的深冬，任先生坐着人力车回到宅院，管家告知他几位女友的消息，任先生既不高兴也不难过]

只读了个开头，刘恒便有些惊讶，他没有从这部中读出伤痕、反思的味道，它更像是张洁的那篇《爱是不能忘记的》，以轻灵的文字，用淡淡的凄语，述写了爱恋的激情、寂寞与悲凉。

他继续往后看：

我和你住在同一个四合院里，在你搬进来之前，住你那个屋子的人吵架成性，对邻居也很凶狠。我母亲避免和这家人有任何来往，他们于是一有机会就在我身上找茬出气，在我身后啐口水，嚷脏话。

终于有一天出了事儿，那个男人扒东西，被侦缉队抓下了大牢，巡警抄了他们家。封条在北屋大门上贴了几天，又给揭下来了，很快传开了消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在报馆里做事的单身文雅先生租了北屋。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

办公室门忽被推开，傅用霖进来招呼一句，“同志们，杨沫同志过来了，咱们组的一块去大办公室和她打个招呼。”

“杨沫同志来了？”

“这就过去。”

编辑们纷纷放下手里的工作，往门口去，小声的议论和揣度着杨沫的编辑水平，抒发着下属对领导常有的期待。

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刘恒一动不动的坐在座位上，完全沉浸在面前稿子的世界里。

京城文艺编辑部的大办公室，有个三人沙发，杨沫坐在沙发正中间。

她简短的讲了下，以后稿子怎么给她，程序如何如何。

组的编辑们依次做了个简短的自我介绍，王濛忽察觉到一丝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