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警察，我交代了这几天在旅社的工作经过。

“没有拉人去交门槛费？”

我摇头。

“没有怂恿老年人买东西？”

我再次摇头。

他问得都是我没做过的。

“我只去了五天，基本是在楼上背公司条例，只有一次帮他们发过传单。”

警察拿出两张照片，“这两人你认识吗？”

我点点头，“和我同租的房友。”

“你们合租多长时间？”

“大概一年。”

“关系怎么样？”

“刚开始一般，因为我是后去的。还有到那里的时候，她们已经把当月房租交完了，我等于少分担了一份钱。她们平常对我的态度也很冷淡，除了交房租外不怎么讲话。后来有一次我做家务，提醒她们注意地滑，她们就跟我聊起天，晚上我们会一起看电视，吃零食。”

他们虽然是例行公事，但我的心却是越跳越快，腿也开始发软。

随后他们又问我，为什么改名字，为什么来到不熟悉的城市。

我不敢像糊弄蔚海室友那样说谎，但也无法对警察们说出我的人生经历。

“改名涉及到我的隐私……我想到大城市工作。”我费力地解释，听到的是牙齿打颤的声音。“你们怀疑的话，我可以找人证明。”

“谁？”

我脑子空白良久，然后闪过蓝桓的样子，此时此刻也不想顾忌太多，可是我刚想开口，却发现我已经不记得他的电话。

还能有谁？我心中焦急，然后想到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