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院之后，被试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表现得正常，或者说，他们平时什么样就保持什么样就好了，因为他们本身精神没有什么问题，但需要配合一切的治疗，每天按时吃药（但不是真吃）。

因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释放，因此8名被试都需要记录下自己在精神病院的一切，以便作为实验的真实数据。一开始，大家都掩藏起自己记日记的行为，并且试图在医护人员面前表现自己其实已经恢复了正常，但很快就发现这种掩藏毫无意义，在医护人员的眼里，偷偷记日记就是疾病的表现之一。

8名被试住院的时间从7天到52天不等，平均入院时间是19天，而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响应实验目的的一点是：8名被试无一人被识破，他们被放出来后，病历本上填的内容如出一辙：“精神病恢复期”。也就是说，这8个正常人，都被完完全全地当成了精神病患者。

而从他们带出来的日记中，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这是实验目的之外的收获。

“正常”与“不正常”只在一线之间。

事件一：其中有3名被试都阐述了类似的事情，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从没有怀疑过他们身份的真实性，但病友们反而不那么好“忽悠”，在3名被试所在医院的共118个真病人中，有35个对他们提出过质疑。他们讨论说：“你不是真病人，你一定是记者，潜伏进来要曝光精神病院状况的。”

事件二：被试在入院之前，已经得到指示，在精神病院要尽量地与医生和护士多接触，最好能进行一些实质性的谈话，本来希望这样的行为，能更多地给予院方了解病人并及时判断出“假病人”的机会，谁知道结果却非常奇怪。

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明显地抗拒与病人进行正面的沟通，比如其中一名被试记录，当他见到医院的精神病学家，并迎上去，非常礼貌地问“医生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地球主人？”时，对方的反应是：“你好，戴夫，今天天气真不错，你感觉如何？”边说着，边径直往前走，根本没有丝毫要停下来聊聊的意思。

统计数据则更让人惊讶，有70%的精神病学家和接近90%的护士在与被试正面“交锋”的时候，都是充耳不闻继续前行，避免与病人有任何正面接触。能够有目光接触的精神病学家只占了23%，而能够停下来聊聊天的百分比只有2%。

事件三：与交流的严重匮乏成反比的是药物的丰富和充量。

8名被试入院期间，共拿到了2100片药片，当然他们不会将这些药吃下去。而且几乎所有被试都发现，那些真病人，也有很多拒绝吃药，在医护人员走了之后，将药片扔到了马桶里。

事件四：还有一名被试记录了一件八卦的事情。有一天，一名负责值守活动区的护士的衣服没有穿好，于是她当着活动区几十个男病人的面扣胸罩的扣子并调整她的胸罩，完全不避讳男女有别。她这么做并不是放荡，而是在她眼中，这些人就不是什么正常的男人。

被试记录下的很多细节听起来都很有意思，甚至有些好笑，但深入思考，却让人有些不寒而栗，如果这不是一个实验，如果这几个假病人真的是意外，或者由于一些特别的原因而进入到了精神病院，照这种状况，他们岂不是无辜地被贴上了“精神分裂症”的标签？

如果他们不是因为胸有成竹，知道自己在做实验，知道即便自己不能获得精神病院的正规释放，也会有相应机构来“解救”

自己，他们还会不会那么淡定地表现得像一个正常人？如果一直没有得到释放，他们会不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情绪失控，最终变成一名精神病患者？

无怪乎一些影视作品会借鉴这样的题材了，将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很可能假戏真做地把人逼疯！

天才疯子的烧脑逻辑

罗森汉恩的实验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哪怕是在国家公立的精神病院，正常人也无法与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区别开来。但他并没有将责任归咎于鉴定专家“学艺不精”，实际上，在过于强大的精神病机构中，医务人员对个体的判断很容易出现“思维定势”，即“既然来到这里，就一定是有病”。

这种“有病假设论”不但局限了鉴定专家们的思维，同时也局限了他们给出的治疗方法。先把一个人假设成为有病，再慢慢地通过治疗，缓解其病情，希望最后这个人能够康复。这是一条正常的治疗思路，可是他们都忘了，开头的笃定很容易让一些人“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