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1]

第一次见到简·福勒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也正是因为当时那一眼留下的细节如此清晰，我才勉强信得过自己的记忆，回想起来，我自己也难以确定是不是中了什么神奇的障眼法。那时我刚从中国回到伦敦，正和陶沃夫人喝下午茶。那一阵大家热衷装修，陶沃夫人也深陷其中，凭着女性的无情，抛弃了多年来坐得那么舒服的椅子，自打结婚开始就看习惯了的桌子、橱柜和装饰品，还有她面对了一辈子的照片和画作；她把自己托付给了一个装修的行家。客厅里和她过往有联系的、能寄托感情的东西一件不剩。她那天就是邀请我去欣赏一下她的生活环境变得何等时髦与华贵。只要能酸洗[2]的地方都给酸洗了，实在没办法的，就刷上涂料。没一样东西是配套的，但每一件都像是在为共同的效果出力。

“你还记不记得，过去这里有套滑稽的客厅家具？”陶沃夫人问我。

窗帘既华丽又朴素；沙发的面料是意大利织锦；我坐的椅子是碎点针绣的。这房间的确漂亮，奢华却不俗丽，新颖却不做作，但我总觉得像是缺了些什么。虽然我嘴上都是夸赞，可心里思考的反而是为什么我如此偏爱它过去的样子：那套被嫌弃的家具上破旧的印花布，那些我熟识多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水彩画，放在壁炉上可笑的德累斯顿细瓷器。我一时想不出这些酬金不菲的装修师费力打造的屋子里，到底缺了什么？是情感吗？不过陶沃夫人倒是左顾右盼很开心。

“你觉得我这雪花石的台灯怎么样？”她说。“你看这光线多柔和。”

“我个人倒是一直更中意那种能让人看见东西的光线。”我微笑道。

“但又不要自己被人看清，真是难以两全。”陶沃夫人笑着回答。

她的岁数我完全弄不清楚。我还年轻的时候，她就早已结婚了，比我年长不少，可现在她已经把我当成了同龄人。她一直号称自己从来不隐瞒岁数，不就四十嘛，但马上又会补一句：女人一般都会拿掉五岁。她也从来没有试图遮掩自己染了头发（现在是好看的棕色头发，似乎还带一点红色），陶沃夫人的说法是头发变灰的时候丑陋不堪，只要变成了白色她就不染了。

“到那时他们就会说我的脸看起来真年轻。”

此时这张脸是化了妆的，虽然化得不很张扬；一双眼睛的神采不少要感谢人工。她是个长相俊俏、衣着精致的女子，在雪花石台灯的昏沉光芒中，自称四十岁真是半点都不为过。

“只有在我自己的梳妆台上，我才敢承受‘三十二烛光’[3]电灯泡赤裸裸的亮度，”她微笑地说着此类玩世不恭的话，“那时候我需要它告诉我最可恶的真相，然后帮助我采取必要的行动修正它。”

我们愉快地交换着关于共同友人的闲言碎语，陶沃夫人也给我通报了最新的丑闻。四处奔波了一段时间之后，能坐在一张舒服的椅子里，和一位谈吐有趣、魅力十足的女士聊天，确实是一种享受，更何况壁炉里火光融融，好看的桌子上又摆满好看的茶点。她把我当成了餐风饮露归来的浪子，准备好好地让我交际一番。她的宴会向来是她骄傲的资本，不但食物精良，更让她花心思的是如何把各种各样的宾客安排在一起；很少有人不把陶沃夫人的邀请看做是对自己的犒赏。现在她定了个日子，问我想见到哪些人。

“只有一点我必须提前告诉你。如果简·福勒还在的话，我只能把宴会推迟。”

“简·福勒是谁？”我问。

陶沃夫人哀怨地笑了笑。

“简·福勒是我的心病。”

“啊？”

“你还记不记得我装修之前放在钢琴上的一张相片，是一个女子穿了条贴身的裙子，袖子也很瘦，胸口挂了个盒式吊坠，头发是扎起来的，额头很宽，露出了耳朵，一个大鼻子上架了副眼镜？那就是简·福勒了。”

“你这屋子重获新生之前照片太多了。”我含混地答道。

“想到那些照片我就直打哆嗦。我已经把它们都裹在一个棕色的大纸包里，藏在阁楼上了。”

“所以，简·福勒是谁呢？”我笑着又问了一遍。

“她是我的小姑，也就是我丈夫的亲妹妹，嫁给了北方的一个工厂主。寡居了多年，钱是一点都不缺的。”

“为什么她是你的心病呢？”

“她有高尚的情操，以及土气的衣着和粗鄙的品位。她看上去比我老了二十岁，但毫无顾忌地逢人便说我们曾经一起上学。她对家庭有无可比拟的情感，因为我是她在世的唯一亲人，所以全心地想照顾我。每次来伦敦，除了这里她从来没想过还可以住在其他地方——因为她怕伤了我的心——然后一待就是三四个礼拜。我就坐在这儿，看着她读书、织毛线。有时候她还非要带我去凯莱奇酒店吃饭，自己却穿戴得像个打杂的老女佣，可笑极了，而且这种时候每个我特别不想碰到的人全都坐在隔壁的餐桌上。我们坐车回来的路上，她会告诉我她很想送我些小礼物，就是些她亲手做的茶壶保暖套、放在餐桌中间的装饰品，还有碗碟下面的小垫子之类的，她住在这里的时候我又不得不用。”

陶沃夫人停下来喘了口气。

“我还以为像你这么圆通的女人应该不会让这种事难住吧。”

“啊，可你看不出来吗，这次我是必败的。因为她有无限的善意，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灵。她让我厌烦之极，但我又无论如何不能让她看出来。”

“她什么时候到？”

“明天。”

但这两个字才刚出口，铃响了。门厅里一阵轻微的骚动，片刻之后男管家领了一位老夫人进来。

“福勒夫人到了。”他宣布。

“简，”陶沃夫人喊道，一下站起身来，“我可没想到你今天就到。”

“你的男管家也这么说。我在信里说的绝对就是今天。”

陶沃夫人立刻冷静了下来。

“行，没有关系。不管什么时候来，我都高兴。还好我今天晚上正好没有安排。”

“千万不要为了我费心。晚餐只要有个水煮蛋，就够我吃了。”

陶沃夫人优雅的面孔上闪过一丝痛苦的表情。一个水煮蛋！

“哦，我这里还不至于只能给你吃水煮蛋。”

想到两位女士是同龄人，我在心里忍不住笑。福勒夫人看上去最起码有五十五。她身材魁梧，戴了顶宽边的黑色草帽，黑色的面纱一直垂到肩头，一件斗篷风格古怪，兼具朴质与繁琐，一条长长的黑色长裙鼓得像是底下套着好几层衬裙，一双靴子也极是笨重。她明显有些近视，因为看人都要透过一副硕大的金边眼镜。

“要喝杯茶吗？”

“要是太麻烦就不用了。我先把披风脱了。”

她先是把手上那副黑手套摘了下来，然后脱下了斗篷。她脖子上有一根纯金项链，悬着一个巨大的盒式金坠，我敢肯定里面是一张她故世丈夫的相片。接着她把帽子脱下，跟手套和披风整整齐齐放在沙发一角。陶沃夫人撅了撅嘴。这间新装修的会客厅美得如此庄重而奢华，简·福勒的装束自然有些格格不入，虽然它们并不旧，面料看上去还颇为值钱。我疑惑的是这些古怪的衣服福勒夫人都是从哪里找来的。难以想象现在还有裁缝在做着二十五年无人问津的款式。她的灰白头发没有做出一点花样，额头和耳朵全部露了出来，头路分在中间。很显然这些头发从来没有接触过马塞尔先生的卷发钳[4]。她的目光这时落在了茶桌上，茶壶是个乔治王朝的银器，杯子是伍斯特瓷[5]。

“上次我来的时候给你的茶壶保暖套你放哪里去了，玛丽安？”她问。“你不用吗？”

“当然用的，每天都用，简，”陶沃夫人顺口答道，“只可惜不久前我们出了点意外，把它烧坏了。”

“可我给你的上一个也是烧坏的。”

“恐怕你要认为我们做事很粗心了。”

“也不打紧，”福勒夫人笑道，“我很乐意再给你做一个。明天我去利伯蒂[6]买些绸缎。”

陶沃夫人英勇地面不改色。

“我不值得你这样，真的。你们牧师的妻子不是缺一个保暖套吗？”

“啊，我正好刚给她做了一个。”福勒夫人容光满面。

我注意到她笑的时候，一口白白的牙齿小而整齐，看上去赏心悦目。她的笑容也很甜美。

我觉得自己不该夹在两位女士中间，于是便告辞了。

第二天一早陶沃夫人打电话给我，一听她的声音就知道心情大佳。

“我有一个最激动人心的消息，”她说，“简要结婚了。”

“不可能吧。”

“她的未婚夫今天晚上要来吃饭，介绍给我认识，我希望你也在场。”

“哦，我在场你们会不自在吧。”

“不会，是简自己提出来的。来吧。”

陶沃夫人的愉快心情全从笑声里传了过来。

“未婚夫是谁？”

“我不知道。她说是个建筑师。你能想象出简会嫁给什么样的男人吗？”

我本来晚上就空着，而且陶沃夫人请客，饭菜从不令人失望。

我到的时候，陶沃夫人一个人在家，身上的那件绚丽的茶会礼服有些太年轻了。

“简就快打扮好了。我真想让你赶快看到她的样子，全然失了方寸。她说这个男人很爱她。他叫吉尔伯特，每次提起他福勒夫人声音都变了，说话会发颤。我真的快忍不住要笑出来。”

“我很好奇那个男人是什么样的。”

“哦，我觉得我已经猜到了。很高大魁梧，秃顶，巨大的肚皮上方横了条巨大的金链子。一个脸色红润的大胖子，胡须剃得干干净净，声如洪钟。”

福勒夫人进来了。一条材质僵硬的黑色丝绸长裙，裙摆很宽，还拖着裙裾。领口开了个羞涩的v型，袖口在手肘处。脖子上是一条嵌了珍珠的银项链。她手里还握着黑色的长手套，和一把用黑色鸵鸟羽毛做成的扇子。大部分人做不到的事，她完成了：那就是表里如一。你看到她的时候，只会想到这是一个北方殷实的工厂主留下的可敬遗孀。

“简，你的脖子真是好看。”陶沃夫人微笑得很和善。

和她饱经风霜的脸相比，她的脖子的确年轻得让人震惊。不但皮肤光滑，没有皱纹，而且肤色也是雪白的。我也注意到她头部和颈部的姿态也很漂亮。

“玛丽安把我的事跟你说了？”她转过来问我，脸上那个迷人的笑容就像我们是多年的好友。

“我必须要恭喜您。”我说。

“先见见我的那位年轻人再恭喜不迟。”

“听你谈起你的那位年轻人真是让我觉得太甜蜜了。”陶沃夫人微笑道。

我分明看到福勒夫人的眼睛在那副荒谬的大眼镜后面闪烁了一下。

“不要真以为是个老头。你们也不希望我嫁给一个老态龙钟、一只脚都踩在坟墓里的人吧？”

她给我们的警告只是这样。实际上，我们也来不及再作什么讨论，男管家推开门大声报告：

“吉尔伯特·纳皮尔先生到了。”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穿了件剪裁非常考究的西服。他有些瘦削，不高，满头的金发中似有如无地带些自然卷；脸刮得很干净，眼珠是蓝色的。他不算英俊，但一张讨喜的面孔让人看着愿意亲近。或许十年之后他就会干瘪下去，皮肤也会变得枯黄，但此刻因为实在年轻，散发着喷薄向上的利落和朝气。他一定不会超过二十四岁。我的第一反应是简·福勒的未婚夫因为痛风不能来赴宴，派了儿子过来知会大家（并没有人告诉我他也曾有家室）。但他的目光很快落在福勒夫人那里，而且脸上顿时有了神采，伸出双手朝福勒夫人走去。后者也朝他伸出双手，露出羞涩的笑容，转向她的嫂子。

“这就是我的那位年轻人，玛丽安。”她说。

他伸出手。

“我希望您能喜欢我，陶沃夫人，”他说，“简告诉我您是她世上唯一的亲人。”

陶沃夫人当时的脸是一景。我满心赞叹，好的教养和社会习俗是如何精彩地战胜了女人的天性。因为有一时半刻，她并没有掩饰住自己的震惊和忧伤，但很快这些情绪就被驱逐，她又是一副热情女主人的样子了。可很明显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吉尔伯特一下子有些局促也是难免的，而我还在费力不让自己笑出来，自然也没空去化解尴尬。只有福勒夫人静若止水。

“你一定会喜欢他的，玛丽安，这我最清楚。没人比他更热爱美食了。”她又转过来对那个年轻人说。“玛丽安的宴会很有名的。”

“我知道。”他神采奕奕地说。

陶沃夫人草草地接了句话，我们便下楼了。饭桌上那场精湛的喜剧我会记得很久。陶沃夫人拿不定主意这到底是场恶作剧，还是简故意隐瞒了未婚夫的年龄，要让自己手足无措。但简从来不开玩笑，也从来不会使坏。陶沃夫人很惊讶，很生气，很迷茫。但她的仪态倒是恢复了，因为她不管怎样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个完美的女主人，职责就是让来宾享受她的宴会。但是她每回满面友善地转向吉尔伯特·纳皮尔的时候，我不知道后者是否看出了那只是面具，面具后面的眼神是很严厉且不乏恶意的。她在掂量他。她在努力挖掘吉尔伯特灵魂深处的秘密。我看得出来陶沃夫人此时有些激动，因为在腮红之下，她的脸放出愠怒的红光。

“你今天脸色特别红啊，玛丽安。”简说，透过巨大的圆镜框温柔地看着嫂子。

“化妆有些急，大概是我抹了太多腮红。”

“哦，是腮红啊？我还以为是你气色好。否则我就不会提起的。”她朝吉尔伯特害羞地微微一笑。“你知道吗，玛丽安和我是一起上学的。你现在看我们两个一定是看不出来的吧？不过自然也因为我的生活一向非常平静。”

我猜不出她这几句话的用意是什么；真要是全然无心之语也太不可思议了。但不管如何，陶沃夫人听了实在难忍，再也顾不得面子。她明媚地笑了笑，说道：

“简，我们可是再也没法回到五十岁的时候了。”

要是这句话是为了打乱福勒先生的未亡人，那可一点没看出效果来。

“吉尔伯特让我绝不要说自己大过四十九岁，即使只是为了他。”福勒夫人泰然自若地答道。

陶沃夫人的手略微颤抖了一下，但她知道怎么回击了。

“当然你们两人的年龄的确有些差距。”她微笑道。

“二十七岁，”简说，“你觉得差太远了吗？吉尔伯特说我其实没有实际年龄那么老。我也告诉过你们我可不想嫁给某个一只脚已经踩在坟墓里的人。”

这时候我再不笑就失礼了，吉尔伯特也笑了笑。他的笑声很单纯，有少年气息；他似乎觉得简不论说什么都很有意思。但陶沃夫人已经有些一筹莫展，我就怕再不缓和一下气氛，她就要忘了自己也是社交圈中的名人了。我尽全力出手相救。

“我想，你最近应该在忙着置办嫁妆吧？”我说。

“没有，我在利物浦有个裁缝是从结婚之后就一直用的，本来就想让他做一些，但吉尔伯特说不行。他很霸道的，但品位又真的很好。”

她看着吉尔伯特含情脉脉地笑了笑，羞涩得像个十七岁的姑娘。

陶沃夫人脸色变得煞白，妆容也掩不住了。

“我们准备去意大利度蜜月。吉尔伯特之前还没有机会研习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当然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能亲眼去见识一下很重要。路过巴黎的时候我们会去买几件我的衣服。”

“你们准备去很久吗？”

“吉尔伯特跟公司安排好了六个月的假期。他可真要乐不思归了，你们说是吧？之前他还从来没有放过半个月以上的假。”

“怎么会没有呢？”陶沃夫人的语气再如何掩饰也透出寒意。

“他从来负担不起啊，真叫人心疼。”

“啊！”陶沃夫人的这一声惊呼中真可谓万语千言。

咖啡端来之后，两位女士就上楼了。吉尔伯特和我就像两个无话可说的男人惯常的那样东拉西扯；但两分钟之后，男管家就递来了一张纸条。是陶沃夫人写的，内容如下：

马上上楼，然后尽快离开。把他也带走。我得立刻把话跟简说清楚，否则我就要昏厥了。

我随口编了个理由：

“陶沃夫人头疼，想就寝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就撤吧。”

“当然。”他回答道。

我们上了楼，五分钟之后就到了门口。我喊了一辆出租车，提议载他一程。

“不用了，谢谢，”他说，“我走到转角那里就有公交车。”

陶沃夫人一听我们出了门，立时变成一副要大吵一架的样子。

“你疯了吗，简？”她吼道。

“要我说，应该不会比大多数不是常年住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更疯吧。”简依然泰然自若地回答道。

“我能不能问一声，你为什么要和这个年轻人结婚？”陶沃夫人之不失礼数的确让人赞叹。

“多少也是因为他不许我不答应。这已经是第五回求婚了。我拒绝得也着实累了。”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急切想要娶你？”

“他觉得我有趣。”

陶沃夫人气得喊了一声。

“他就是个肆无忌惮的无耻之徒。我刚刚差不多就要这样骂他了。”

“那你就说错了，而且真要对着他这样说也不太礼貌。”

“他身无分文，你有钱。你不至于被迷得看不出来他是为了钱才要结婚的吧？”

简依旧泰然自若，看着焦躁的嫂子好像并不关自己的事。

“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不是的，”她回答道，“我觉得他很喜欢我。”

“你是个岁数很大的女人了，简。”

“我跟你是同岁的，玛丽安。”她微笑道。

“但我从来没有任由自己衰老。就我这岁数来说，我算年轻的。没有人会觉得我超过四十岁。可即使这样，要嫁给一个比我年轻二十岁的人，我想也不会去想的。”

“二十七岁。”简纠正道。

“你难道想告诉我，你真能让自己相信，一个年轻男子会爱上一个老得能当自己母亲的女人？”

“我在乡下住了很多年。我知道人性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不了解的。他们说有个叫弗洛伊德的，是奥地利人，我想……”

但陶沃夫人打断了她，这次再也不顾什么礼数了。

“别闹笑话了，简。这太丢人。太不体面了。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真的，要说谁会爱上个小孩，我猜谁也不会猜你。”

“可我并没有爱上他呀。这我跟他也说过了。当然我挺喜欢他的，否则也不会答应嫁给他；总之我把自己的感受原原本本都描述给他了，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公平。”

陶沃夫人深吸了一口气；血液全冲上了脑门，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她手边没扇子，抓起晚报就一个劲地扇着。

“要是你不爱他，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我守寡已经守了很久了，一直过得风平浪静。我就想改变一下。”

“要是你纯粹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干吗不找一个和你岁数相仿的呢？”

“和我年龄相仿的没有人向我求过五次婚呀。实际上他们一次也没求过。”

简说这两句话的时候自己也忍不住笑；陶沃夫人最后残存的理智也守不住了。

“别笑，简。我不允许。我觉得你脑子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这太可怕了。”

她实在承受不住，猛地大哭了起来。她知道在自己这个年纪，流泪是致命的，眼睛会肿二十四个小时，一定不忍卒睹。但没有办法，她哭得停不住。简依然平静非常；她透过巨大的眼镜看着玛丽安，若有所思地将大腿上的黑色绸裙抚平。

“你会非常不幸福的。”陶沃夫人抽泣着说，小心地擦着眼睛，只希望黑色的睫毛膏不会被抹花。

“我会幸福的，我觉得。”简的回答依然是她那种平和、轻柔的语气，就好比每个词后面都带着微笑。“我们已经里里外外都讨论过了。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容易相处，一定可以让吉尔伯特很幸福，很舒心的。一直都没有人好好照顾他。我们结婚经过了慎重的考虑。而且还说好了，一旦有一方想要自由了，另一方也绝不设置障碍。”

陶沃夫人显然已经平静了不少，足以说出这样一句尖刻的话：

“他最后说服了你给他多少生活费啊？”

“我本想每年给他一千的，但他坚决不要。我提议的时候他还很难过，说他挣的钱足够他自己开销了。”

“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狡猾。”陶沃夫人语气尖酸地说道。

简停顿了一下，看了看自己的嫂子，目光和善，但也丝毫没有动摇。

“你看，亲爱的，对你来说是不一样的，”她说，“你不像我这样守了很多年的寡，对不对？”

陶沃夫人看着简，脸红了一下。她甚至觉得有些不自在。当然简太单纯了，不至于影射什么。陶沃夫人又恢复了优雅的神态。

“这事太让我烦心了，必须先去睡了，”她说，“我们明天一早再继续聊。”

“这恐怕不太方便，亲爱的。我和吉尔伯特明天早上要去领证书。”

陶沃夫人心烦意乱地双手一甩，也想不出能说什么。

两人成婚就在登记处的办公室里。陶沃夫人和我是证婚人。吉尔伯特穿了件挺括的蓝色西服，看上去年轻得离谱，而且明显有些紧张。这样的时刻对任何一个男人都是考验。但简依然平静得让人佩服。她简直像一个时不时就会结婚的上流社会的女子。但脸颊上微微的红晕还是看得出在平静的表面之下也难免有些激动。这样的时刻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难忘的。她穿了一条银灰色的丝绒礼服，剪裁我认得出是利物浦那一位裁缝的手笔（听说是一位品性高洁的寡妇），简找她做礼服已经很多年了；但她还是略微向这个浮夸的场面让了步，戴了顶插满蓝色鸵鸟羽毛的阔边花式女帽。再加上她那副金边眼镜，这顶帽子更显得无比诡异。仪式结束，登记员（在我看来，他有些被新婚夫妇的年龄差距吓到了）和简握了握手，严格按照场面话表示了祝福；新郎稍稍有些脸红，吻了新娘。已经接受事实但心情不能平复的陶沃夫人上前亲吻了简；然后简满怀期待地看着我。很显然照当时的场面，我也是应该亲她的；我照办了。走出登记处的时候，闲杂人等都在那里不怀好意地要欣赏新婚夫妇，我得承认我有些难为情，钻进陶沃夫人的汽车里才不由得松了口气。我们径直开到了维多利亚火车站，因为这对幸福的夫妻要乘两点钟的火车去巴黎，而简非要在车站的餐厅用“婚礼早餐”。她说不能提前到站台上会让她紧张。陶沃夫人出于对家人强烈的责任心才出席了喜宴，但即使她也没法将气氛活跃起来；她自己就什么都没吃（这点我不能怪她，因为食物让人作呕，而我则本就最讨厌在午餐会上喝香槟），说话的声音也很紧张。但简热火朝天地几乎要把菜单几乎都点上一遍。

“我一直觉得旅行之前应该大吃一顿。”她说。

把他们送走之后，我又乘车陪陶沃夫人回到了她家里。

“你猜他们能撑多久？”她说。“六个月？”

“希望他们有最好的结果吧。”我微笑道。

“别说傻话了。哪里会有什么‘好结果’。那个男的娶她除了钱不为别的，你看不出来吗？不可能撑太久的。我只希望她到时不会太痛苦，虽然是咎由自取。”

我笑了起来。话虽善意，但听她的口气我毫不怀疑她想说的是什么。

“要是真很快结束了，你至少还有一点安慰，就是可以跟她说一句：‘我早就说了。’”我说道。

“我跟你保证这句话我绝对不说。”

“那么你因为忍住了不说这句话，就可以志得意满地恭喜自己自制力傲人了。

“她又老，又俗气，又无聊。”

“你确定她很无聊吗？”我说。“她的话的确不多，但每次开口都能直中要点。”

“我这辈子还没听到她讲过一个笑话。”

吉尔伯特和简度蜜月回来的时候，我又在远东，而且这次有两年没有回国。陶沃夫人不爱写信，虽然我偶尔会给她寄明信片，但没有收到任何她的消息。我回到伦敦后一周之内就见到了她；那天我参加一个宴会，发现自己就坐在她旁边。当日来宾众多，大概有二十四个人，就像馅饼里的乌鸫一样[7]，我到得有些迟，在摩肩接踵之中分不清谁是谁。坐下之后，我在桌边看到不少和我一同用餐的宾客都是在画报上为公众熟知的大人物。我们的女主人对所谓的“名人”素来有些爱好，所以当晚可谓众星云集。陶沃夫人和我两年未见，照例寒暄了几句，我于是就问了简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