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何平[1]对谈

因为说得太多，我发现我几乎变得无知。我是说，对于《风声》，对于编辑又一次相似的请求，我几乎完全确定自己的空洞。我不记得《风声》已经再版多少次，应该是两位数的次数了；每一次再版，编辑总是巧舌如簧，说服我添砖加瓦。一次次，我其实早已被榨干掏空，但拒绝依然不奏效。我要会拒绝，就不会被掏空——早已!生性软弱，拒绝是学不会的，如色盲学不会颜色一样。我认命，一次次空手招架。终于，这一次空的手也举不起来。我张口结舌，窘迫如一条上岸的鱼，只会大口喘气。是天无绝人之路吗？我突然灵机一动，干吗不找个人对话？对话嘛，被人牵着鼻子走，总是容易得多。于是搬救兵，找何平；他读我小说多，想必牵得到我鼻子。我们先在电话上聊了一通，然后他出题，我答卷，考试一样的。如是反复，话赶话，居然收不住——我觉得他不但牵着我鼻子，也在我敏感部位抽鞭子，激得我窍门大开，沉渣泛起。

这个对话之长，不容我再多说一句，打住。

生活“废”了，小说家才活了

何平：我们先从《风声》的外围开始聊吧？

麦家：好，《风声》确实也有些“花絮”可以聊。

何平：我记得，《风声》是二〇〇七年以《暗算》第二部之名，在《人民文学》第十期发表的，而《暗算》则发表于二〇〇三年的《钟山》，中间隔了四年多的时间。这仅仅是因为二〇〇六年电视剧《暗算》的“影响”，还是两者之间存在更隐秘的联系？

麦家：确实存在“隐秘”，但不是《暗算》影响了《风声》，恰好相反，是《风声》影响了《暗算》。《风声》的源头早在一九九八年，那时无人关注我，你也不可能关注到。

何平：一九九八年？那一年我好像才开始写文学批评。你把源头推到那么以前，一下空出差不多十年时间，让我十分好奇。

麦家：我是一九九七年从部队转业到成都电视台的，在电视剧部当编剧，不坐班，也没活干。我在电视台干了十一年，就干了三两件活，加起来花不了半年时间。这十一年我无聊到底，倒也逼我当了个小说家。

小说家是被“废”的一种人，火热地生活，每天被人要、被人管是当不了小说家的。生活废了，空了，小说家才活了，蹒跚地上路了。所以，我经常说是成都电视台“培养”我当了小说家，领着不菲的薪资，每天在家写小说，写不出来说明你就不是这块料。

何平：你写出来了，确证你是这块料。

麦家：我以为我是有写东西的天赋的，这种天赋主要体现在摸得到方向、忍得住煎熬，可以用一个晚上想一句话。我一九八六年尝试写小说，写之前没看过几本小说，但读了大量的诗。有一天我决定写小说，没有故事，只有一些情绪就开始写了，像跟人吵架，毫无章法。弄了小半年，弄出一个两万字的东西，居然发表了。甚至，后来还以此敲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门，说明它确实有些名堂。然后，到一九九八年底，我在电视台已经就职一年多，却只开过会，没开过工。一天我部门的头有点要考我的意思，安排我写一个迎接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电视剧。我不知道怎么写，临时找了个《美国丽人》的电影剧本，我先把样式搞懂了，然后开始想故事。当时我正在看王央乐老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的一个短篇小说集，里面有一篇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现在都把它译成《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是一个间谍小说，讲的是欧战时期一个德国间谍，在被英国间谍追杀的情况下如何把一个情报传给上司。不论《美国丽人》还是《交叉小径的花园》，离我的剧本都差着千万里，但我就拄着这两根“拐杖”跌跌撞撞上路了，最后写出两集电视剧《地下的天空》。领导看了很喜欢，就组班子拍了。拍到一半，央视一个管剧的领导回成都探亲，住在宾馆里，闲着无事看了我的剧本，问谁写的，说这么好的剧本完全可以拍电影。但电影他管不着，不了了之，可电视剧他是老大，他说了算，便大笔一挥，拨给我们台五十万，差不多把我们投资全付了，买了。这也替我在台里买了名声和地位，让我可以名正言顺窝在家里写小说了。由此才熬出了小说《解密》和《暗算》，包括《风声》，这都是我在电视台时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