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觉得写诗可以卖钱，因此他鼓励我去写，并叫我写了两首应景民谣。

一首叫《灯塔的悲剧》，讲的是落水船长华莎雷和他两个女儿落水而亡的事情。

另一首叫《水手之歌》，讲了水手捉拿海盗提奇（或者叫黑胡子）的故事。

这些都是市井小调没有什么价值。

印好以后哥哥叫我拿去卖，第一首因为写的是近期发生的事情，所以卖的很好，引起了很大反响。

大大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但父亲却嘲笑我的成就，他说写诗的基本都是乞丐，穷得很。

因此，我避免成为一个诗人，很大程度可能是一个低劣的诗人。

但是，散文写作在我一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也是我成功的主要手段。

现在，我将告诉你，我是怎样在那方面获得一点我现有本领的。

在镇上还有另外一个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他就是约翰柯林斯，我和他关系很密切。

我们经常喜欢争论，都想把对方驳倒。

这种辩论，从另一相反的方面来说，它很容易变成一种坏习惯。

为了争论人们必须提出相反的意见，这就使人变得特别的可恶。

此外，它除了败坏谈话，还会使你的朋友产生厌恶之情，使本来能够成为朋友的人变成敌人。

我这种喜欢辩论的习惯是随着阅读父亲的那些宗教书籍而形成的。

我曾经观察过，除了律师、大学里的人以及在爱丁堡受过训练的人，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很少会这样。

有一次，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是怎样开始的。

我和柯林斯辩论起关于女性是否应该受教育和她们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的事情。

我认为女性天生没有那方面的能力，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可能有点是为了和他争辩的原因，我持相反的观点。

他天生是个雄辩家，又读过许多书，因此，有的时候，他常常是以自己流利的口才来辩倒我而不是通过充分的理由。

我们分手的时候谁也没有辩倒谁，而且这一别我们会有一段时间见不到面，因此我就坐下了来把我的理由写下来寄给他。

他然后他就回复，我再答辩。

当我父亲偶然发现我的信的时候，我们已经交换了三四封信了。

父亲并没有谈我们的观点的是与非，他只是借机会谈了我写作的方式。

他发现我的书写和标点正确（这要归功于我在印刷厂的工作），这是我的长处。

但我在写作的清晰明了和措辞优雅上不够，父亲并且举出了我信中的几个例子给我看，以便让我信服。

从此，我更加注意文章的写作方式，并且下决心改进它。

恰好这个时候，我碰到了一本残缺了的《旁观者》，是第三卷。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书。

我把它们买了下来，读了一遍又一遍。

我很开心能够得到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有可能的话，我想模仿它。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从这本书中选了几篇文章，替每一句做了个摘要。

然后把它们放个几天，在不看原文的情况下，试着把原文复述出来。

试着用自己知道的词汇和那个摘要重新构造整篇文章，尽量使它和原文一样。

然后我再把和它和原文对照，发现错误并订正它们。

但我发现我的词汇量太少了，我想我得先掌握这些词汇并使用它们。

如果我原来继续写诗的话，我想这些词汇我就应该已经掌握了。

因为写诗要寻找词义相同但长短不一样的词汇去适应诗的韵律，这就会让我不断地搜寻各种形式的同义词，记住这些变化多样的词并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们。

这种机会是经常性的。

因此，我把其中的一些的故事改写成诗。

一段时间以后，当我差不多都要忘了它们的时候，我又把它们重新返原。

有时候，我也把我写的摘要打乱，过了几星期以后，我又试着把它们用最好的顺序组织起来，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我是为了学会怎样构思。

然后，通过和原文比较，我发现了错误并加以改正。

但有的时候我很高兴地感到，在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我的语言和条理比原文更好，这就鼓励了我，它使我觉得，在未来，我可以成为一个不算糟糕的英国诗人。

在这之前，我对这是野心勃勃的。

我进行这些阅读和写作训练通常是在做完工作的晚上或者开始一天工作前的早上，或者在星期天。

我想法子使自己一个人躲在印刷厂里，尽可能逃避公共教堂的祷告仪式。

要是我在父亲眼皮底下的话，他总会强迫我去的。

尽管我不想去做祷告，但我确实把它当做一种义务。

大概在我16岁的时候，我偶然碰到一本倡议吃素食的书，它是特里昂写的。

自此，我决定吃素食。

那个时候哥哥还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的房子，他就和徒弟们在别人家里包饭。

我不吃荤，这就造成了不便，我的怪异也因此常常遭到大家的责备。

我先学会了特里昂的一些做饭的方法，比如煮土豆、蒸饭、做速成布丁以及其他的东西。

然后，我向哥哥建议，如果他能把我每星期膳食费的一半给我，我就可以自己单独吃了。

哥哥马上同意了我的建议。

不久，我还发现，这样我还能节省他给的一半膳食费，那是额外的买书钱。

除此之外，我还从中得到了另外的好处，我哥哥和其余的人离开印刷所去吃饭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印刷所里，我很快吃掉自己的方便食物，通常不会超过一块饼干、一小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者是从面包铺里买来的一块果馅饼和一杯水。

在他们回印刷所之前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学习。

通过那样的节制饮食，我经常可以头脑清楚、思维敏捷，我的进步更大了。

以前由于在算术上的无知使自己经常受到羞辱，在学校的时候我还两次算术考试不及格。

所以现在我找来寇克的书，自己从头到尾顺利地学习了一遍。

我还读了舍勒和瑟米有关航海的书，并从中获得些可怜的几何学的知识，但我从来没有在那方面有更深的研究。

大概在那个时候，我还读了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和波特若亚的《思维的艺术》。

正当我专心想提高自己的语言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了一本英语语法书（我想那是格林伍德的书），在书的后面有两份逻辑和修辞技术的概要。

在逻辑艺术的概要中以苏格拉底辩论法的范例作为结束。

这之后不久，我得到了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谈话录》，书中有辩论的例子。

我对这些方法十分着迷，就采用了它，丢掉了自己生硬的反驳和专断的立论方式而采用了一种谦虚和怀疑的方法。

记得也是那个时候，当我读了莎浮茨伯里和柯林斯的书以后，我对我们的教义就有很多怀疑了。

我发现，使用这种方法对我很安全，但对对手却很尴尬。

因此，我很开心地不断使用这种方法，逐渐地使用得很熟练，可以说是那方面的专家。

即使那些有学问的人也不得不退避避三舍。

我诱使他们陷入无法自拔的窘境，从而使自己和自己的观点经常获得意外的胜利。

我使用这种方法几年之后，我就渐渐地不用了，而只是在发表我个人的意见的时候保持着谦逊的口吻。

我提出任何可能引起争议的论点的时候，我从来不用“肯定”、“毫无疑问”以及其他任何表示肯定的词汇，而是使用“我猜想”、“我觉得某事可以怎样”、“在我看来好像是”、或者“由于什么原因”、“我认为”或者“我猜是这样”、“要是我没有犯错的话，事情应该是怎样”。

我觉得，这一习惯对我非常有好处。

因为我需要说服别人，让别人信服我不时提倡的各种措施。

两个人谈话的目的，无非就是教育人或者被别人教育，是要让人高兴或者使人信服。

所以，我规劝那些明智的人，为了不削弱他们行善的能力，千万不要采用独断专横的态度和方法。

这样的态度和方法总是引起别人的反感，经常会引起别人的反对，因而，使语言存在的目的受到破坏无遗。

因为我们谈话的目的是交流思想和信息。

如果你谈话的目的是要教育人，讲话过于自信的武断态度可能会引起反驳，这样一场公正的讨论就不可能。

如果你想知会别人或者通过交谈增加知识却又固执己见的话就会使得谦虚、明智的人由于不喜欢争论可能让你坚持你自己的意见和错误。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你不可能达到取悦你的听众或者赢得对方的赞许的希望。

波普的话说的很有智慧：

教育人的时候不应该让人感到在受教育

讲述新知识应该像是在提醒他们已经遗忘的旧东西

接着他进一步建议我们

用谦逊的态度表达确信的东西

在这里波普可以用他在其他地方的一行联句与上文结成联

句。

这一行放在这里我想比放在别的地方更适当一些。

缺少谦逊就是愚蠢

如果你问为什么这一句在原诗里不恰当，我只好引用原诗了

傲慢就会四面受敌

傲慢就是愚蠢

难道愚蠢（缺乏智慧的人真的很不幸）不是傲慢的理由吗？

这两行诗要是这样写，不是更合适吗？

言辞傲慢，只有这一种解释

那就是：傲慢就是愚蠢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请智慧的人们去评断。

1720或者1721年的时候，哥哥开始印刷报纸。

这是美洲出现的第二家报纸，报纸取名为《新英格兰报》。

在它之前，只有一家叫做《波士顿时事通讯》的报纸。

我记得哥哥的一些朋友劝他不要做此事。

他们认为，美洲只要有一张报纸就足够了。

再办一张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现在这个时候（1771年），美洲办报纸的不少于25家。

但哥哥坚持自己的计划，报纸排好版印刷后，我拿到街上去卖。

哥哥的朋友中有些很聪明的人，他们为哥哥的报纸写些小文章作为消遣，这大大提高了报纸的声誉，报纸因而卖的很好，常常有绅士来拜访。

我听到他们的谈话，听到他们讲报纸是如何是欢迎的时候，我便跃跃欲试。

但是，由于自己还是个孩子，我怀疑如果哥哥知道稿子是我写的话，绝不会发表它的。

所以我就设法隐藏自己的笔迹，写了篇匿名的稿子。

晚上的时候，我把稿子塞到印刷所的门下。

第二早上的时候，稿子被人们发现了。

当哥哥的朋友向往常一样来拜访的时候，稿子就在他们中间传看。

他们阅读我的稿子，大大地表扬了一翻，这些都进了我的耳朵。

我非常高兴我的稿子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

他们猜测谁是文章的作者，他们猜的人都是镇上的一些博学和聪明之人。

我现在想，我采用匿名的方法真是很明智，也许他们并不像我尊重他们的那样了不起。

受此鼓励，我又通过同样的方式写了几篇稿子。

它们同样得到了好评。

我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一直到我浅薄的知识江郎才尽、难以为继的时候我才把这个秘密揭开。

这个时候，哥哥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很了不起，但哥哥并不高兴。

也许，在哥哥看来，那会使我过度的骄傲。

也许这就是那个时候引起我们兄弟不和的原因之一吧。

他是我的哥哥，但他认为他是我的师傅，我就像他的其他学徒一样。

因此，他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他的其他学徒一样的服务。

但我觉得他对我要求太多了，作为一个兄长，我希望他能给我更多的宠爱。

我们的争论经常闹到父亲那里去，父亲一般都偏向于我，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理由正确或者是因为我是个雄辩家吧。

但是哥哥脾气很坏，他经常把我暴打一顿，这让我非常得气愤。

我想我这讨厌的学徒生涯有没有机会缩短些啊，出乎我的意料，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我们报纸上登载的一篇有关政治问题的文章，具体讲什么的我忘了。

它触怒了州议会，于是哥哥被带到那里讯问，并且被监禁一个月。

他之所以遭受这样的待遇，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不想说出那篇文章的作者。

我也被带进参议会审问，但我的表现没有让他们满意。

他们把我训了一顿然后就放我走了。

也许他们认为我是个学徒，有义务替主人保守秘密吧。

尽管我和哥哥私下里不和，但哥哥的被监禁还是使我对当局满怀怨恨。

在哥哥被监禁的时候，我负责报纸的管理。

我在报纸上大胆地嘲弄当局，哥哥对此很喜欢，但另外一些人却对我有了坏印象，他们认为我是喜好讥讽的怪才。

哥哥从监狱里面出来了，还带来了一项议会发出的古怪命令：詹姆斯富兰克林不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

哥哥的朋友们聚集在印刷所里商议，在这种情况下哥哥应该怎么做。

有人建议，为了规避法令应该把报纸的名字改掉。

但是哥哥觉得那样更不好。

最终他们商议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案，将来报纸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发行。

为了避免州议会可能会责难哥哥以学徒的名义继续办报，他们想出了一个高招，那就是，把我和哥哥签的那个合同退还给我，并且在背面注明退还给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被解雇了。

以便一旦需要可以拿出来作为凭证。

同时为了保证哥哥的利益，我要为剩下的学徒年限签定一份新的合同，这份合同是秘密的。

这套法子很脆弱，但还是立即实施了。

因而，这份报纸在我的名义下办了几个月。

终于，我和哥哥发生了新的矛盾，我处处维护自己的自由，因为我料定他不敢冒险拿出我们原来签的那张合同来。

当然，我那样趁火打劫是不对的，因此我把它当作是我这一生中犯下的第一大错。

但他的坏脾气常让他对我大打出手，我对此不能不感到愤恨。

我也感到自己这样做得不对，因为哥哥在其他情况下并不是个脾气很坏的人。

可能是我当时太没有礼貌，太让人生气了。

当哥哥觉得我要离开他的时候，他便到镇上的每一个老板那里游说，以阻止我在镇上的任何一家印刷厂得到工作。

因此，他们都拒绝给我工作。

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到纽约去，那是有印刷所最近的地方。

我要离开波士顿还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引起当局的不少憎恶。

从当局处理我哥哥那件事的专横来看，要是我还呆下去，迟早也要遭到同样的待遇。

另外，我对宗教的轻率的批评已经激起了善男信女的惊恐，他们说我大逆不道，是一个无神论者，成为众人所怨愤的对像。

我已经决定出走，父亲已经站在哥哥那边，这一点我很明白，如果我公开出走的话，他们一定想法子阻止我。

因此，我的朋友柯林斯决定帮我。

他和一艘纽约州的单桅帆船船长讲好让我坐他的船，他说我是他小时候的一个朋友，由于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怀了孕，她的朋友逼我和她结婚，因此我既不能露面也不能公开出走。

我卖了些书，筹集了路费，悄悄上了船。

因为顺风，我们第3天就到了纽约，离家将近300英里。

我一个只有17岁的男孩子，身上没有钱，没有人介绍，没有熟人，这就是初到纽约的我。

那个时候，我航海的梦已经破灭了，否则我现在倒可以如愿以偿了。

但是由于已经学会了一门手艺，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工人，所以我就向当地一个叫老威廉布雷福德的印刷老板毛遂自荐。

老威廉布雷福德是宾西法尼亚州的第一家印刷所老板，在和乔治基思争吵以后他就把印刷所迁到了纽约。

他的印刷所里没有什么事情要做，所以他不能雇佣我，因为他那里人员已经足够了。

但他说，“我儿子在宾西法尼亚州，他刚刚失去了他的主要助手，名字叫阿奎那罗斯。

如果你去那里，我想他会雇佣你的。”

宾西法尼亚州离这里有100英里，但我还是登上了一艘开往安博依的船。

我留下了我的箱子和其它一些东西，以后它们随海道运来。

在渡海的时候，我们遇到了狂风，风把我们的破船撕成了碎片。

我们无法进入海峡，而是漂到了一个长岛上。

途中，一位喝醉了荷兰乘客失足落水。

当他下沉的时候，我抓住他的头顶把他拉了上来。

落水使他清醒了一些，他从口袋里面拿出了一本书，希望我能给他晾干，然后他就睡觉去了。

这本书就是我最喜欢的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是用荷兰文写的。

它印刷在一张相当好的纸上，印刷很精美，还有铜版插图，比我见过的原文版本还漂亮。

我后来发现，这本书被翻译成了欧洲所有的文字。

我想，除了《圣经》之外，《天路历程》应该拥有最广泛的读者。

尊敬的约翰班扬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把叙述和对话揉在一块写作的人，这种写作方法使读者读起来很有兴致，读到动人的地方，就像身临其境一样，和书中人们一起商谈。

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莫尔佛兰德斯》、《修士求爱》、《家庭教师》和其它作品中都成功地模仿了这种写作方法。

理查逊在他的《帕米拉》等书中也使用了这种手法。

当我们快接近这个长岛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无法在那里登陆，因为那里乱石丛生，海浪太大了。

我们虽然抛了锚，但船却在向着海岸摇摆。

岸上有人来了，他们对着我们大喊，我们也对着他们大叫，但风浪太大了，我们都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也不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岸上有一只小船，我们做着手势，叫他们用那个小船来接我们，但他们要么没有明白我们的意思，要么觉得那根本不可行，所以他们就走开了。

夜晚降临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风小一点。

同时，我和船老板决定去睡一会儿，如果我们能够睡着的话。

我们就这样跟浑身还是湿透的荷兰人一同挤在小小的船舱里。

打在船头的浪花溅落在我们身上，一会儿我们就和这为荷兰老兄一样浑身都湿淋淋的了。

我们就这样躺了一晚上，谈不上什么休息。

但是，第二天，风小了，我们掉转船头，我们要争取在天黑前赶到安博依，在水上飘了30个钟头，没有食物也没有饮水，只有一瓶浑浊的米酒以及外面的咸海水。

晚上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发高烧了，我睡着了。

但我曾经在哪里读到过喝凉水可以治高烧，所以我就照做了。

晚上出了很多汗，高烧就退了。

早上我们摆渡上了岸，我徒步继续我的行程，向50英里外的柏林顿走去。

别人告诉我，那里有船可以去费城。

这天下了一整天的雨，我浑身都湿透了，中午的时候我已经疲惫的要死。

因此，我就在简陋的小店里住了一夜。

这个时候，我多希望自己没有离开家就好了。

我的外表显得很穷酸，从别人对我的谈话中，我还发现别人怀疑我是哪家私逃的仆役，并且很可能我会因为这种嫌疑而被抓起来。

不过，第二天，我还是继续了我的行程。

晚上的时候，我到了约翰布朗先生的小店里面，那个店离柏林顿8、9英里。

当我吃饭的时候，约翰布朗先生和我攀谈起来。

他发现我读过一些书，就变得对我客气友好起来。

我们的交往一直继续到他去世为止。

我猜想，他曾经是一个周游四方的医生，因为无论英国的哪个城镇，或者欧洲的哪个国家，他都知道的很清楚。

他有些学问，人也很聪明，但不相信宗教。

几年以后，他像科顿对维尔的作品那样，把《圣经》改成了打油诗。

通过这种方式，他把许多事情都搞的很滑稽。

他的作品要是能够发表的话，很可能对那些意志不坚定者造成伤害。

还好，他的作品从来没有发表。

那天夜里我就在这个房子里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柏林顿。

但是到了那儿以后我很后悔地发现班船已经在我到达前不久就开走了。

今天是星期六，要等到下个星期二才有班船。

所以，我就回到镇上一个老妇人处，请他给我点建议。

我曾经在他那里买过姜饼，就着水吃过饭。

她邀请我到她家住下了来，等候下一班去费城的船。

由于一直走路的原因，我很累了，所以我接受了她的邀请。

当她知道我是印刷匠以后，她就建议在镇上呆下来开一家印刷厂。

不过，她不知道开印刷厂是要资本的。

她很好客，为了提供了一顿牛肉餐，却只肯接受要一罐啤酒作为回报。

我满以为要等到下个星期二才能走，但是晚上在河边散步的时候，一条船正好从那经过，里面只有几个人，是开往费城的。

他们让我上了船，因为没有风，我们只好一路划船而行。

大概到了午夜的时候，我们仍然看不到费城。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认为我们必定已经过了费城，所以就不愿意再往前划了。

其他的人不知道我们到底到了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就向岸边划去，在一个旧篱笆处登了岸。

10月的晚间很冷，我们就用篱笆木生了火，然后在那里呆到天亮。

这个时候，我们中的一个人说，这个地方是库伯河，在费城北面一点。

我们一出这条河就可以看到费城了。

然后，早上8、9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到了费城，在市场码头上的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