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一八一二年的历史论著中，法国的作者总是喜欢论及与时拿破仑如何感到战线拉长的危险，如何寻觅决战的机会，拿破仑的元帅如何劝他在斯摩棱斯克按兵不动，并援引类似一些别的论据，证明与时就已经意识到战争的危险性；而的作者则更喜欢谈论，从战役一开始就有一个引诱拿破仑深入腹地的西徐亚人式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有人认为是普弗尔拟的，有人是某个法国人拟的，有人是托尔拟的，有人认为是亚历山大皇帝本人拟的，而且引用有笔记、方案和书信为证，其中确实有这种作战方案的暗示。但是有关预见所发生的事件的一切暗示，不论是人还是法国人所为，之所以现在公诸于世，只不过因为既成的事件证明了其暗示的正确性。如果事件没有发生，那末这些暗示就会被人遗忘。就像现在成千上万相反的暗示和假设，在与时很流行，但是被证明是不正确，因而被人所忘了一样。关于每一个事件的结局，总是有那么多的假设，以致不管事件的结局是什么，总有人要说：“我与时就说过，事情就是这样的结局。”但是他们却完全忘却了，在无数的假设之中还有许多完全与此相反的意见。

谈到拿破仑已经感到战线拉长的危险，谈到人方面有意诱敌深入腹地，显然其假设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推测；只有历史学家才能非常牵强附会地那样的推测强加在拿破仑和他的将帅身上，把那样的计划强加在军事将领身上。所有这些事实都与这类假设完全相反。在整个战争时期不但没有诱敌深入腹地的意图，而且从敌人刚入侵时候起，就千方百计地阻止法军的深入；至于拿破仑不但不怕战线拉长，而且他每前进一步就像打了胜仗而得意洋洋，也不像过去历次战役那样急于寻找新的战机。

战争刚一开始打响时，我们的军队就被切断，而我们所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是要把军队会集起来，虽然军队的会师对退却和诱敌深入腹地并没有好处。皇帝御驾亲临部队，为的是鼓舞部队坚守的每寸土地，而不是为了退却。按照普弗尔的计划，在德里萨部署庞大的兵营，从而不打算再后退。皇帝为每后退一步总要责备总司令。可是不但莫斯科遭到焚烧，而且还让敌人打到斯摩棱斯克，这是连皇帝也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与军队会合的时候，皇帝因为斯摩棱斯克的失陷和惨遭焚烧，未能在城外决一大战而感到极为愤懑。

皇帝是这么想的，而的将帅和的全体人民想到我们的军队退到腹地，他们就更加愤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