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说，“大家都说，战争就像下棋。”

“是的，”安德烈公爵说，“不过有点区别，下棋每走一步，你可以随便想多久，下棋不受时间的，另外还有一点区别，那就是马永远比卒强，两个卒比一个卒强，而在战争中，一个营有时比一个师还强，也有时反倒不如一个连。任何人都弄不清军队的相对力量。相信我，”他说，“如果说参谋部的部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我就在那儿从事部署工作了，但是我没有那样做，而荣幸地到这儿，到团里服务，和这些先生们共事，我认为明天的战斗确实取决于我们，而不是取决于他们……胜利从来不取决于将来，也不取决于阵地，也不取决于武装，甚至不取决于数量，特别是不取决于阵地。”

“那么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士气——我的，他的，”他指着季莫欣说，“以及每个士兵的士气。”

安德烈公爵向季莫欣看了一眼，季莫欣惊恐地、困惑不解地望着他的团长，安德烈公爵一反平时沉默寡言的矜持态度，现在似乎激动起来了。显然他情不自禁地要说出此时闪现在他的脑际的那些思想。

“谁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谁就能胜利。为什么奥斯特利茨战役我们吃了败仗？我们的损失几乎和法国人一样，但是我们过早地认输了，——所以就失败了。而我们所以认输，因为我们无须在那儿战斗：一心想快点撤离战场。‘打败了——赶快逃跑吧！’于是我们逃跑了。假如直到明天我们都不说这话，那么，天知道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了。明天我们就不会说这话了。你说：我们的战线，左翼太弱，右翼拉得太长，”他继续说，“这全是扯淡，完全不是这回事。明天我们面临着什么？千百万个形形色色的偶然事件在瞬息之间就决定了胜负，这要看：是我们还是他们逃跑或将要逃跑，是这个人被打死，或者那个人被打死；至于现在所的一切全是一场游戏。问题是，和你一起巡视阵地的那些人，不仅对促进整个战役的进展不会有帮助，而且只有妨碍。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微薄的利益。”

“在这关键的时刻吗？”皮埃尔责怪地问。

“在·这·关·键·时·刻。”安德烈公爵重复地说了一句，“对他们来说，这个时刻不过是能够暗害对手和多得一枚十字勋章或一条绶带的机会罢了。明天对我来说，那就是，十万军队和十万法队聚在一起互相厮杀，事实是，这二十万人在厮杀的时候，谁打得最凶，且不惜牺牲，谁就会取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不管那儿出现什么情况，也不管上层是如何妨碍，明天我们一定胜利。明天不管那儿怎么样，我们一定胜利！”

“大人，这就是真理，千真万确的真理。”季莫欣说，“现在还有什么人怕死！我那营的兵，您信不信，都不喝酒了：他们说，不是喝酒的时候。”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军官们站起身来，安德烈公爵同他们走出棚屋，对副官发出最后一些命令。军官们走后，皮埃尔走近安德烈公爵，正要开口说话，离棚屋不远的路上突然传来了马蹄声，安德烈公爵往那边一看，认出是沃尔佐根和克劳塞维兹1，一个哥萨克跟随着。他们一边谈话，一边走近来，皮埃尔和安德列公爵无意中听到以下的话：

“derkriegmussimraumverlegtwerden．deransichtkannichnichtgenugpreisgeben．”2其中一个说。

“oh，ja．”另一个说，“derzweckistnurdenfeindzuschwacchen，sokannmangewissnichtdenverlustderprivatpersoneninachtungnehmen．”3

“oh，ja．”第一个同意说。

“是的，imraumverlegen，”4当他们走过后，安德烈公爵气愤地哼了一声。“留在童山的我的父亲、儿子、妹妹，就在那imruam。这对他无所谓。刚才我不是对你说来着，——这些德国先生们明天不是去打赢这场战斗，而是尽其所能去搞破坏，因为德国人的头脑中只有连一个空蛋壳都不值的空洞理论，而他们心里就是缺少明天所必需的东西，也就是季莫欣所有的那种东西。他们把整个欧洲都奉送他了，现在来教训我们——真是好老师啊！”他又尖叫了起。

1克劳塞维兹（1780～1831），德事理论家，著有《战争论》一书。一八一二年他在军队中担任普弗尔的副官。

2德语：战争应当移到广阔的地带，这个意见我十分赞赏。

3德语：哦，是的。目的在于削弱敌人，不应计较个人的得失。

4德语：移到广阔的地带。

“那么，您认为明天这一仗能打胜吗？”皮埃尔问道。

“是的，是的。”安德烈公爵心不在焉地回答。“如果我有权的话，我要做一件事，”他又开口说，“我不收容俘虏。俘虏是什么东西！是一些骑士。法国人毁掉我的家园，现在又在毁掉莫斯科，他们每分钟都在侮辱我，现在还在侮辱我。他们是我的敌人，在我看来，他们全是罪犯。季莫欣以及全军都这样认为，应该把他们处死！他们既然是我的敌人，就不能成为我的朋友，不管他们在蒂尔西特是怎样谈判的。”

“是的，是的，”皮埃尔说着，用闪亮的眼睛望着安德烈公爵。“我完全、完全赞同您的意见！”

从莫扎伊斯克山下来后这一整天都困绕着皮埃尔的那个问题，现在他觉得十分清楚，并且完全解决了。他理解了这场战争和当前的战役的全部意义及其重要性。那天他看见的一切，他于匆忙间看到的那些大有深意的严肃的表情，被一种新的光芒照亮了。他理解了物理学所的潜在的（latente）热，他看见的那些人的脸上都有这种潜在的爱国热，这使他明白了那些人为什么那样从容地、仿佛满不在乎似的去赴死。

“不收容俘虏，”安德烈公爵继续说，“单过一条就能使战争改观，减少一点战争的残酷性。因而现在我们在战争中奉行的——诸如宽大为怀之类，简直令人作呕。这种宽大和同情——类似千金小姐的宽大和同情，她一看见被宰杀的牛犊就会晕倒，她是那么慈善，见不得血，但是她却津津有味地蘸着酱油吃小牛肉。我们谈论什么战争法，骑士精神，军使的责任，对不幸者的怜悯，等等，全是废话。一八○五年我领教过什么叫骑士精神和军使的责任，他们欺骗我们，我们也欺骇他们。他们抢劫别人的住宅，发行假钞票，最可恶的是我的孩子们和我的父亲，同时大谈什么战争的规律和对敌人的宽大。不收容俘虏，而是和赴死！谁要是到我这个地步，遭受过同样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