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在莫斯科，也在全俄各地，在敌人打进来时，都没有发生类似骚动的事件。九月一日和二日，一万多人还留在莫斯科，除了一群人奉总司令之召聚在他府邸院子里之外，什么事也未发生。假如波罗底诺战役之后莫斯科的放弃已势在必行，或至少有此可能；假如拉斯托普钦不是发放武器和传单以鼓动民众，而是采取措施运走所有圣物、火药、子弹和钱币，并同民众开诚宣布城市要放弃，显而易见，便更不要担心在民众中会发生骚乱。

拉斯托普钦虽然有爱国热情，却是暴躁易怒的一个人，他一直在高层政界活动，对于他自以为在治理着的民众，没有丝毫的了解。从敌人最初进占斯摩棱斯克时候起，拉斯托普钦就为自己设想了一个支配民情——俄罗斯之心——的角色。他不仅觉得（正如每一行政长官都这样觉得）他是在支配莫斯科居民的外在行为，而且还觉得他通过措词低下、告示和传单支配着他们的心情，其实写在上面的一派胡言，民众在自己范围内是瞧不起的，当它从上面传下来时，民众也不理解，对扮演民情支配者的角色，拉斯托普钦为此而自鸣得意，他习以为常地以至于必须退出角色，没有任何英勇表现，也必须放弃莫斯科，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他突然失掉脚下他赖以站立的土地，茫然不知所措了。他虽然已经知道，但直到最后一分钟仍不能全心全意地相信莫斯科会放弃，所以，与此有关的事一件也没有作。居民的撤走，是违背他的意愿的。如果说搬走了一些机关，那也是应官员们的请求，伯爵不情愿地同意的。他本人只扮演那个他为自己弄到的角色。像常常发生在富有热情奔放的想象力的人身上那样，他早就莫斯科要被放弃，但他仅仅是靠推断才知道的，他不能用整个的心去相信，不能使想象去适应这一新情况。

他的整个活动，即竭尽全力的精力充沛的活动对民众（有多大用处、对民众有多大影响，则是另一问题），也就是致力于居民心中唤起他正体验着的情感——出于爱国主义而仇恨法国人，对自己怀有信心。

但当事件具有真正的历史的规模时，当不足以话语表示自己对法国人的仇恨时，当即使用战斗也不足以表示这种仇恨时，当自己对莫斯科问题的信心已经无用时，而全市居民一致抛弃财产、川流不息地离开莫斯科，以这一否定行为显示民情的全部威力时，——这时，拉斯托普钦选择的角色，突然变得毫无意义。他感到他本人突然间孤独、脆弱和可笑了，脚下没有土壤了。

从睡梦中被唤醒，接到库图佐夫冷冰冰的命令口吻的便笺，拉斯托普钦愈益觉得气愤，愈益感到自己不对了。所有托付他的东西还留在莫斯科，包括全部他应该运走的公家财产。全部运走已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