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十九世纪）初叶，许多欧洲事件中的一个重大事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的民众自西向东、后来又自东向西的黩武活动。这种活动是从自西向东的进军开始的。

西方各国为了能够完成直捣莫斯科的好战行动，必须做到：一、组成一支足以对付东方军队的庞大军事集团；第二、摈弃一切旧有的传统和习惯；第三，要有一个首领，在进行其军事活动时，他既能为他们，也能为他自己的欺诈、抢劫和等行为进行辩护。

随着法国的爆发，旧的不够强大的集团逐渐崩溃，旧习惯和旧传统逐渐消亡，具有新规模的集团、新习惯和新传统逐步形成，一个领导未来运动并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的人物应运而生。

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名望，甚至祖籍不是法国的人似乎凭借极其奇特的偶然机会，在使法国波动的各党派之间，不依附其中的任何党派，竟然出人头地，爬上了显赫的地位。

同僚的浅薄无知、对手的软弱而渺小、本人的撒谎本领、华而不实和刚愎自用使他成为军队的首脑。意大利士兵的优良素质、敌人的丧失斗志、孩子般的冲动鲁莽和盲目自信，使他获得了军事声望。他到处碰到的都是所谓的机会。他在法国执政者面前失宠反而造成他的有利形势。他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未成功；他投奔军队，未被录用；要求去土耳其参军，也没有去成。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几次处于死亡边缘，但每次都意外地得救。军队，就是那后来使他身败名裂的军队，由于外交方面的种种考虑，直到他离开欧洲时才进军欧洲1。

1此处指一七九九年俄将苏沃洛夫率兵远征意大利，而当时拿破仑正在埃及。

他从意大利回国，发现巴黎政府分崩离析，凡是参与这个政府的人，无不遭到清洗和毁灭。

正在此时，又竟无理智地莫明其妙地让他远征非洲，很自然地使他摆脱了危险的处境。这时，他又碰上了偶然的情形。无法攻破的马耳他岛竟不战而降，最轻率的军事命令却取得了胜利。事后连一条船也不准通过的敌方海军，当时却让拿破仑全军通过。在非洲，他对几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犯下一系列罪行。而犯下这些罪行的人，特别是他们的首领，竟使自己相信，认为这么干很好，很光荣，这才像古罗马的皇帝凯撒和马其顿君王亚历山大。

那种光荣与伟大的理想是：拿破仑及其手下之辈不仅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恶劣，而且还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自豪，并赋予它莫明其妙的超自然意义——正是这种必能指导这个人及其随行者的理想在非洲获得充分的发挥。他不论做什么都是马到成功。连瘟疫也没有传染给他。俘虏的暴行没有归咎于他。他像孩子般地毫无道理地也不光彩地撒下患难中的伙伴，若无其事地又从非洲溜走，并且连这种举动也算成他的功绩，而敌人的海军又两次放他通行。他陶醉于自己侥幸取得成功的罪行，并准备继续演出自己的闹剧，他又茫无目的地闯到巴黎。这时一年前可能置他于死地的共和国政府更加腐朽透顶，于是他这个超然于各党派之外的新人自然就身价百倍。

他没有任何计划，他什么都怕，但各党派都拉拢他，要求他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