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等人一口咬定：“未经奏明。”

郑国与永历朝廷中依附孙可望之人无法可想，只好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的罪名定案，向秦王报告。孙可望命令以永历朝廷名义组织审判，于三月二十日以张镌、张福禄、全为国为首犯，处以剐刑；蒋乾昌、徐极、杨钟等人为从犯，立即处斩；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为主谋之人，姑念为大臣，勒令自尽。此即南明有名的“十八先生案”。

政治上，孙可望对永历朝廷极尽提防，军事上却也是一心进取。早在永历六年(伪顺治九年）十一月，孙可望便亲自由贵州来到湖南沅州，他派大将白文选统领马、步兵五万余名进攻辰州。二十一日，明军分水、陆二路进抵辰州城下，把该城四面包围。清辰常总兵徐勇命副将张鹏星领兵出战，被明军炮火击毙。徐勇仍然妄图据城顽抗。

次日，白文选以大象为前驱，突破东门，大队兵马冲入城内，徐勇在混战中被乱刀砍死，清分守辰常道刘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等文武官员也被俘处斩。随后，孙可望改沅州为黔兴府，以州治兴沅县附郭，领一州九县：曰靖州、曰兴沅、曰黔阳、曰麻阳、曰通道、曰平溪”，并把该府改隶贵州省。

孙可望攻占辰州同时，李定国在衡阳击毙清军统帅尼堪，此时清军接连遭受重大挫折，主帅阵亡，士气沮丧，正是孙可望组织以大西军为主力的明军大举反攻入湘清军的大好时机，然而孙可望却没有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反而因为李定国两蹶名王声动天下，害怕李定国功高震了他这个“主”。

李定国部署衡阳战役的时候，原议由马进忠、冯双礼移军白杲市，定国主力驻于衡州，等待尼堪大军过衡山县，马、冯二部抄至敌后，同定国部南北合击，一举全歼尼堪所统清军。孙可望得知这一部署，惟恐定国大功告成，密令冯双礼退师宝庆，马进忠也随之而走。由于孙可望的拆台，李定国虽击毙了清军主帅尼堪，却因兵单势孤，在十二月间放弃了衡州。

衡州战役以后，孙可望又密谋定计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只待定国到来即行拘捕，至于定国所统军队则转交冯双礼指挥。如果说孙可望解除刘文秀的兵权还多少体现了赏功罚败的原则，谋害战功卓越的李定国肯定极不得人心。因此，一些知道内幕的人赶往定**中告密，劝他绝勿前来赴会。

李定国本希望孙可望率部由辰州东进，同己部合击湖南清军（尼堪被击毙后，入湘八旗兵由贝勒屯齐统领），若能全歼该军，势必使满洲八旗实力大损，远近闻风丧胆；然后会合夔东十三家兵力北取湖北，东攻江西，很可能形成势如破竹的局面。当他得知孙可望置大局于不顾，蓄意谋害自己的时候，不胜愤慨，对部下将领说：“不幸少陷军中，备尝险艰，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与抚南弟同起云南，一旦絓误，辄遭废弃。忌我，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

永历七年（伪顺治十年）二月下旬，李定国率领所部四五万兵马放弃永州，经永明越龙虎关撤入广西，从此避免同孙可望见面。二十年左右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谊被孙可望一笔勾销。

孙可望逼走李定国很快就自食恶果。当时孙可望正亲统大军由靖州经武冈进至宝庆，部下有大将白文选、冯双礼等，总兵力为十万。三月初六日，清定远大将军屯齐带领满汉主力由永州北上宝庆，十五日驻于岔路口，距明军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营地周家铺三十里。

次日，清军进至周家铺，由于明军营于山顶，地势险要，又遇上天雨，双方列阵相峙。这天晚上孙可望率亲军由宝庆府来增援。十七日，明军下山向清军发起全面进攻，清军分路迎击，双方展开激战。结果孙可望所统明军战败，伤亡颇众，被清军缴获马七百余匹，象一头，清军趁胜占领宝庆府。但是，清军在这次战役中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正黄旗两名蒙古梅勒章京韦征、武京都在激战中阵亡。

屯齐部清军在宝庆战役获胜后因为损失惨重未能占领整个湖南，孙可望也无力再与屯齐部会战，于是明清两军长期相持于靖州、武冈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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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上下两节可能有注水之嫌，原意想通过人物和故事情节交待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的问题，及南明军队主力和清军在湖南战场相持的原因，但因这些事情是永历五年以后陆续发生，而太平军困守新会已是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的事，这几年的事情难以通过一两个章节通过故事情节向读者展示，迫不得已只好简明描述一下，望诸君见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