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再轻视那些科举上来的官员，再鄙视他们的无能，周士相也决定开科举，不是他心血来潮，而是早在新会时就有过筹谋，不过当初太平军困守孤城，随时都会覆亡，开科举自然是痴人说梦的事。眼下太平军实际据有三府数十县之地，且名义上拥有广东最高行政衙门布政使司，科举当然可以开，这不仅是和清廷争夺民心的重要手段，也是太平军发展的一剂良方！

入乡随俗，现在是17世纪，是明清易鼎之时，也是科举兴盛之时，周士相不可能取消人心所向的科举，改以开办各式学校，剥夺读书人通过科举晋身做官这唯一途径。这举措太过超前，前进一小步是发展，跨上一大步却是要蛋疼的。即便几百年后，不同样也有高考和公务员考试，虽形式变了太多，可本质不同样也是科举取士。相比注重血缘的世卿世袭制、注重空洞品德的察举制、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可以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性价比最好的参政议政机制，且更为公平、公正和公开。

前世所言科举之害，多集矢于八股禁锢思想。其实，但凡要公平，就需标准化；但凡标准化，形式上的严谨必无可避免。从明朝立国之初到明亡以来的官场表现看，科举绝非真正之害，也不在于其禁锢读书人思想，而在于读书人所学的圣人学问实是不合时代，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而矣。

口中所言非心中所信，更非足下所行，封建科举批量生产出来的不是什么书呆子，而是一大批精于算计的伪君子。

书呆子才有气节！

周士相不能不开科举，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挡人做官不同样也如杀人父母么。

周士相要开科举，此举并非仅仅作为笼络广东读书人的手段，如唐太宗所言“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那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每个读书人心中的梦想，周士相绝不能让自己和太平军成为读书人梦想的敌人，所以他必须要开科举。前世晚清取消科举，结果短短数年“我大清”便吃了药丸咯屁，这教训可是深刻的很，也讽剌的很。

在没有培养出自己的新军功集团和新文官集团前，改革科举或是废除科举，便是自毁根基，是自决天下读书人、自弃民心的愚蠢之举。太平军必须得到读书人的效忠，所以周士相必须要开科举。

开科举，是周士相对这个时代的妥协；务实，则是周士相对这个时代的创新。完全裁撤旧有的八股并不现实，毕竟现在的读书人全部都是八股教育出来的，一下改用新考题这些人肯定无法适应，而要等那些从七岁开始就接受新八旧二教材的孩童成长起来，耗时又太久，周士相等不起，便只能中庸。

兴办广东大学堂，推行新式教育和举办广东乡试同时进行，周士相要宋襄公在八月底组织广东乡试事，录取上来的士子先全部到广东大学堂进修一年，尔后再按成绩高下、实事能力给予官职。

在前往肇庆会见凌海将军陈奇策和镇国将军朱统前，周士相又命布政使司以法律条文形式颁布一个命令，即鼓励治下百姓多生育，且生女者有奖励，此条例称之为《广东计划生育条例》。

该条例明确规定夫妻必须多生育子女，最低要求生育三胎，低于三胎者须承担比其他户多出两成的田赋。高过三胎者，每多一胎都享受相应田赋减免，换言之，生的越多，该户享受的好处便越多，甚至于不仅不用向官府交纳赋税，还可从官府得到物质奖励。除此外，战争红利也以人头分放，便是才出生一天的婴儿也可享受太平军的战争红利。

多生孩子多种田，多生孩子多养猪....一系列口号和标语从军帅府一条条的散播出去，结果几个月后，有些乡村竟然出现“一家不生，全村做牢”这种荒唐可笑的标语出来。

部下们对于兴平伯爷不忙大事，反而连着几天窝在屋中搞计划生育，写些让人觉得可笑的标语大是不解，生孩子是夫妻的事，外人哪能操得了这个心，人家生几个是人家的事，伯爷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些。

对此，周士相对部下们如此解释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煌汉之中国，而汉族即是指辉煌的汉族人。满洲率八旗之兵入山海关定鼎北京那日，便是我煌汉人种亡国之大日也！满州对我煌汉大加屠戮，使我人口直线下降，而人口是煌汉之基干，没有了人口，我煌汉一族何以居中国，又何以世代繁荣下去。故本伯出台计划生育条例，便是要我煌汉一族多生多育，从而有足够的人口实力抵御任何外族对我国之进攻，以足够人口实力稳居中国，不虑再有亡国灭种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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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不好每天注明更新时间，因为我没有存稿，都是现码现传，无法确定下一节更新时间，只能确定每天都有5000字以下更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