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同时地方长官，但北宋时的荆楚算是蛮荒落后之地，如何能与军事要冲的庆州相比？若非如此，《岳阳楼记》里范仲淹也不会用“谪守”二字。

到了庆州，少不得与这几位打交道。不过孟韬已经打定主意，公事公办，见见面就好，多余的交流不要。

范仲淹和韩琦不同，虽说因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垂千古，名头甚响。但在政治上，自打庆历新政之后，便淡出了朝堂，离开中枢权力中心。

韩琦则不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乃当朝宰相，交好韩相公很必要，也大有好处。虽说这个想法有些功利，却也无可厚非。

至于范仲淹，尚未见面，很难做出评判。不能因为他写过一篇很牛的文章，说了一句逼格很高的话，便对他没有限度的敬仰是不对的。

如今好歹有个从八品的官职，也算是大宋官场中人，凡事多点政治考量也是应该的。毕竟但凡搞新政和变法的，性情似乎都不一般，远的不说，北宋变法的王安石便号称拗相公，万一范仲淹也有类似秉性……

知道的太多，心里便会多出很多莫名的，本不该有的想法，这是穿越者的优势，却又何尝不是一种苦恼？

怀着忐忑的心情，孟韬进了庆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