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晋商的扶持和控制，一面拉拢蒙古草原的王公贵族们，给予他们奢侈的生活，一面盘剥蒙古普通牧民的生活物资，使他们长期生活在温饱线上下，反复横跳，痛苦不堪。

吃不饱，也饿不死。

通过商业贸易和物资管控手段，带清朝廷也能够实现对蒙古草原的实力削弱，使得蒙古人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组织军队抗衡带清中央。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晋商不愧是带清手里的一把尖刀，在带清的引领下，将蒙古人收拾的是杰尼龟做仰卧起坐——翻不了身。

晋商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经商传统，包括在明末与带清皇室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们在蒙古大草原地区尤其是外蒙古地区占有绝对优势，把当地草原牧民吃得死死的。

晋商在蒙古商号林立，著名三大商号为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还有一系列小商号，他们主要经营砖茶、布匹、药材、日用百货，以及钱庄。

到后期，因为带清朝廷的懒惰和统治衰弱，晋商团体甚至还负责收税、票印业务，并经办驻蒙清方官府衙门的物资采办，最大商号大盛魁还包办代理蒙古诸王公向清廷纳贡、值班、引见的事项，所需费用一律以高利贷方式借给王公贵族。

清廷出于以商制夷的思想，对汉人来蒙贸易给予一定保护与鼓励，到乾隆二十四年，光是在库伦的旅蒙各类汉商已达一千多人，佼佼者大盛魁在整个蒙古地区的贸易额连年创新高，乾隆末年，只大盛魁一家商号的年贸易额已达五百万两之巨。

其实平心而论，晋商在外蒙的经商也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和危险。

首先，带清对晋商在蒙古的发展有一定顾虑。

战情紧急时，对晋商多有鼓励和保护，但危机解除后，对晋商也有许多限制，比如入蒙晋商的人数有限制，不让带家属，也要限制活动范围，以及不许商人与当地蒙女通婚等等。

他们不愿意看到汉人通过经商的方式在蒙古地区扎根，以此威胁到他们在蒙古地区的统治权力，因此对晋商是多加利用，但是也多方设防。

所以旅蒙商人不仅要面对诸多政策的限制，还要面对带清驻蒙各衙门的各种费用摊派、各类强制捐输，官方无休止的费用垫、借，代支拖欠的军饷，以及对各类官府的“孝敬”。

这些钱就算有“借”的名义，但是送到官府里的钱，就相当于是进了狗肚子里的肉，别再想拿出来，甚至碰一碰都不行，会被咬。

更不要说应付贪污的大员小吏们，那也是一笔巨大的投入。

就单单一个库伦办事大臣，其贪脏枉法数目惊人，一年少说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孝敬。

另外，外蒙的王公贵族也要向晋商们伸手要各种好处，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允许他们在本地行商的“好处费”“保护费”。

不给？

那就别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