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样终于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多年的荒岛。根据船上航海日志的记录来看，这天的日期是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也就是说，我已经在这荒岛上度过了二十八年零两个月十九天。很巧的是，我离开这座岛的日期，和我以前从萨利的摩尔人那里逃跑的日期竟然是一样的。

我在船上经过了漫长的航行，终于在一六八七年的六月十一日到达了英国，回到了我阔别已久的故乡，算下来，我已经离开英国三十五年了。

我回到英国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就仿佛我是个外乡人一样。我的恩人与忠诚的管家，即那位替我保管钱的夫人，还活在世上。可是，她的命运极其不幸，竟第二次做了寡妇，生计特别艰难。至于她欠我的钱，我叫她不要感到不安，并向她保证，我一定不会找她的麻烦。恰恰相反，尽管我现在的资财微乎其微，但为了报答她当初对我的关怀与忠心，我还是尽我所能接济了她。当然，这一点救助根本不能帮她摆脱困境。不过，我向她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当初对我的好心。后来，当我真的有足够的资本接济她的时候，我也确实没有忘记她。关于这一点，下次再谈。

接着，我去了故乡约克城。我的父母亲已经过世，其他家人也大都故去了。我只找到了两个妹妹和一位哥哥的两个孩子。因为大家都以为我死了，所以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总之，我在这里找不到任何一点接济和资助，而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又实在难以让我在这里安身立命。

就在这时，我碰到了一件知恩图报的善举，真让我感到意外地惊喜。那位带我回英国的船长先生，因为我使他幸运地得救了，也使他的船和货物幸免于难，就把我怎样救下大船和船上人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向他的船主们作了汇报。于是，船主们邀请我去和他们以及有关的商人会面，不仅对我的行为大加赞扬，还送了我二百英镑作为酬谢。

但是我仔细地考虑了一下我目前的生活环境，考虑到就这些钱实在很难让我安安稳稳地生活，所以我决定去里斯本一趟，看看是否能打听到当年我在巴西的种植园以及我那合伙人的情况。我想我那个合伙人大概已经认为我死去很多年了吧。

怀着一丝希望，我坐上了开往里斯本的客船，大概在四月间到达里斯本。当我这样辗转各地的时候，星期五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我，他一直是我最忠诚的仆人。

到达里斯本之后，我经过多番打听，终于找到了我那位老朋友，也就是在非洲海面上救了我一命的那位船长。这让我高兴极了。船长现在年纪已经大了，早就不做出海这个行当了。现在他的儿子代替他当了船长，而他的儿子也已近中年了，还是在巴西做着生意。老人已经认不出我了，说实话，我也同样认不出他了。但没过多久我就记起了他的相貌。当我告诉他我的身份之后，他终于想起了我是谁。

老朋友重逢，交谈的时候言辞也极为热切，这点是不用怀疑的。接着我就询问他我的种植园以及合伙人的情况。老人告诉我，他已经有九年的时间没有去巴西了。不过他可以向我担保，当初他离开巴西的时候，我的合伙人还活着，但我曾委托的那两个代理人都已经去世了。不过，他相信我可以得到一份关于种植园收益的详细账目。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已经出了事淹死了，于是我的几位代理人便把我那部分种植园收入报告给了税收官，税收官已经预先作了安排，如果我不再回来申请的话，我的财产三分之一划归国库，三分之二给圣奥古斯汀修道院，用来救济穷人和向印第安人传教；但如果我回来，或是任何我的遗产继承人申请的话，财产就可以归还，只是年年上缴作慈善用的那一部分不能返还。但他向我保证，政府征管田税的官员和修道院的管家一直都监督着种植园的收益。我的合伙人，每年都要交一份详细的收入报告，并把我应得的那一部分上缴。

我问我的老朋友是否知道，我那个种植园到底发展成了什么样子；顺便又问他，根据他的经验来看，我用不用亲自过去处理一下；等我到了那里之后，如果我提出想要恢复我的合法权益，拿回属于我的那部分，这个做法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或是障碍。

我的老朋友告诉我，关于我的种植园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没有办法提供给我确切的数字，他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合伙人仅仅只凭着他那一半的产权，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富。而且他还记得一件事，就是当年在我失踪不久后他曾听别人说，我的种植园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被划归给国库了，似乎每年都被拨给了一个修道院或者是某一个宗教团体，数额应该是每年二百葡币，甚至更多。至于我想顺利地收回属于自己的产权，根本不是什么难题，因为当年与我合伙的人还活得好好的，他可以向政府证明我的身份，更何况我的名字已经注册在国家的登记册里。他还告诉我，我那两个代理人的后人都是特别正直的人，并且都特别富有，所以，他相信，他们不仅会帮助我收回这份每年的收入，并且还会给我可观的一笔现款，作为我的资产在他们父辈管理期间的利润，或作为我的收入权充公之前的收入。因为，根据他的记忆，我的收入归公是最近十二年的事。

听了这番陈述，我有点担心与不安。我问老船长，开始我既然立了遗嘱，立他为我财产的终身继承人（他自己也知道），可是，我的两个受托人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我的财产呢？

老船长说，他是我的财产继承人，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他一直得不到任何能证明我已经死亡的证据。在没有获悉我死亡的确切消息之前，他是不能行使作为我遗嘱执行人的权利的。此外，由于相隔太远，对这种鞭长莫及的事，他不也愿意过多地干预。不过他确实已经将我的遗嘱注册登记过，也提出了他的产权要求。如果他能提交有关我生死的证明，那他早就会行使他的财产委托权，接管我的糖厂，让他目前在巴西的儿子去经营了。

“我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老人家接着对我说，“你听了这事也许会不大高兴。这事是这样的，当时我们都认为你已经葬身海底了，别的人也都是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合伙人以及代理人就把你失踪后头六七年的所有利息都交给我了，我也全部收下了，不过那个时候正好是种植园需要扩充设备的时候，当时要建立糖厂，还要买一定数量的奴隶，所以那些利息已经没剩多少了。不过，我一定会把我所收利息的数目，以及我处理它们的途径，开出一份详细而可靠的清单给你过目。”

我向这位老人家就这些问题商谈了好几天，后来，他给我开出了一本关于我的种植园在最初六年的收入明细，这个账本上面有我的合伙人以及两位代理人的签字。他给我的东西都是现货，比如一卷卷的烟叶、一箱箱的糖，其中还有糖厂生产的其他副产品，比如甘蔗酒以及糖浆等。从他给我的账本上来看，我发现，每年的收入都比前一年有所增加，但就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由于刚开始那几年的开支比较大，所以实际的纯收入并不多。尽管收入少是事实，老人家还是很诚实地告诉我，其实他还欠我四百七十块葡币，除此之外还有六十箱糖以及十五捆烟叶。那些货物是在船只开往里斯本的途中由于失事而全部损失的。这件事发生在我离开巴西十一年以后。

这位善良而老实的人开始向我解释欠钱的原因，他诉说着自从我失踪后他的种种不幸遭遇，他说他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擅自拿了我的钱去弥补那些损失，用我的钱买了一艘新船。“不过，你放心，我亲爱的老友，”他说，“如果你需要用钱的话，我这里有。等我儿子回来之后，就可以把欠你的钱和东西都还给你。”

说着，老人又拿出一条旧布包，给了我一百六十块葡萄牙金币，并把他儿子开到巴西去的那只船上的股权开列出来，他在船上有四分之一股权，他儿子也有四分之一股权。

我对老人的善良诚实大受感动、不能自已，我想起了他曾为我做过的事情，想起他怎样把我从海上救起，而且他不论何时总是对我那样慷慨大度，尤其是他现在还是我真挚的朋友，我听了他的话，忍不住抽泣起来。于是，我开始问他，以他目前的处境，能否一时间拿出这么多钱来，这样是否会把他搞得很紧张，他说当然会紧张一些，但这毕竟是我的钱，而我比他更需要钱。

这位善良的老人说的话完全出自真心实意，我听着他的话语，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差一点流下眼泪来。最后，我勉强收下了老人给我的一百块葡萄牙金币，同时还向老人要了笔和墨水，写了一张已经收到一百块葡萄牙金币的收据给他。写完收据之后我就把剩下的那些金币又退还了老人，并对他说，如果我能要回自己的种植园，我连这一百个葡萄牙金币也全都退还给他——后来我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至于他刚才写的那张关于出让老人在他儿子船上的那部分投资的字据，无论如何我都是不肯收的。事实上我相信，只要将来我需要这笔钱，他一定会把钱给我，因为他的诚实是最好的保证。但是，如果我今后并不需要这笔钱，倒是能收回那些他认为完全属于我的产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再向他要一个铜板了。

谈完之后，老人又问我，要不要他帮我想想办法，去把我的种植园收回。我告诉他，我计划自己亲自去处理。他说，如果我愿意这样做，那就亲自去。不过，如果我不愿意，也有许多办法来收回我的产权，而且可以很快使属于我的利润归我使用。因为里斯本正有一批商船准备开往巴西，所以，他叫我到官方登记处去把我的名字登记入册，并加上他的证明书，宣誓证明我还活着，证明我跟当初征用土地开辟种植园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

我把老人的宣誓书连同我附上的一份委托书按常规进行了公证。老人让我把这两份文件和他替我写的一封信一并寄给了他在巴西的一位做生意的朋友，然后建议我就住在他的家里，这样方便等候回音。

结果，我的财产委托手续办得极为顺利，真可谓最公道体面不过了。信寄出不到七个月，我就收到了那两位代理人（当年正是受托于他们两人我才离开种植园出海航行的）的财产继承人寄给我的一大包邮件，里面全是有关我财产委托方面的文件和信函。

第一，是关于我的土地或者说是我的种植园的收支流水账，从他们的父亲和我这位老朋友结算的那一年开始计算，总共是六年，他们应该给我一千一百七十四块葡币。

第二，是我被认定失踪后由他们来保管我的产业时留下的账目。这笔账目是这样的，从政府接管之前开始算，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认为我失踪（法律上把这种事情称为“民事死亡”）了，所以我的产业被他们当做一个失踪者的产业来保管；这四年间的账目就由此而来，由于种植园的收益逐年提高，所以这笔账目的尾数一共有三千二百四十一块葡萄牙金币。

第三，是圣奥古斯汀修道院院长的账单。他已经获得十四年的收益。他十分诚实，告诉我说，除了医院方面用去的钱以外，还存着八百七十二块葡萄牙金币。他现在把这笔钱记在我的账上。至于划归国库的那部分，则不能再偿还了。

另外，还有一封我的合伙人写给我的信。他祝贺我还活在人世，言辞十分诚挚亲切。他向我报告了我们产业发展的情况以及每年的生产情况，并详细地告诉我种植园现在一共占地多少英亩，如何种植，有多少奴隶在种植园里工作，等等。他还在信纸上画了二十二个十字架，为我祝福。他还说，他念了无数遍以“万福玛利亚”开头的祷词，为我活在人间感谢圣母玛利亚，并热情地邀请我过去收回我自己的产业；同时请示我，如果我自己不过去应该把我的种植园交给谁；最后，又表达出他及他的家人对我的深厚友情，并把七张精美的豹皮作为礼物送给我。这些豹皮可能是从他派往非洲去的其他船只那儿得来的，而他们的航行，显然比我要好得多，他还送给了我五箱上等的蜜饯，及一百块比葡萄牙金币略小没有铸造过的金块。

在同一批船队上，我的两位代理人的后代还给我运来了一千二百箱糖，八百捆烟叶及账上剩余的全部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