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1年，我的一个好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想要在费城开办一所医院（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有人说这个计划是我想出来的，但是这确实是他的主张），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不问是否是本州的居民或是外地人。

他热诚而又积极地为这一计划募捐，但是因为这样的计划在美洲尚属首创，人们还不是很了解它，因此他的努力收效不大。

最后他到我这儿来，恭维我说，他发现了一个要实现公益事业的计划，没有我参加就不行。

他说：“因为我去向人们募捐，人们常问我：‘这件事你跟富兰克林商量过没有？

富兰克林怎么说？

’当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跟你谈过，因为我认为这件事多少有点非你所长，他们就拒绝捐款，只说他们将考虑这个计划。”

我问了他这个计划的性质和可能的用途，他的回答让我觉得非常有益。

我不但自己捐了钱，而且热诚把这计划解释给人们听，劝他们捐款支持这一计划。

不过在向人们募捐之前，我在报上发表了有关这一计划的文章，以便让大家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在这样的事情上是我一贯的做法，但是他却忽略了这一关键的一步。

后来人们捐款比开始踊跃多了。

但是不久捐款就越来越少了，我知道如果州议会不加以援助，光靠民间的捐款是不够的。

因此我就主张申请州议会津贴，接着就这样行动了。

代表乡村的议员们起初并不赞成这个计划，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观点，说这样的医院只对城里人有好处，因此应该完全由城里的市民出资来开办。

同时他们也怀疑究竟有多少市民赞成这样的计划。

和他们观点正相反，我倒认为，它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已经募到了2000多镑的捐款。

可他们还是认为我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我的计划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的。

我请求州议会允许我提出这样一个议案，即按照捐款人的要求让他们组成一个社团并给一些津贴。

州议会允许我这样提出主要是考虑到如果他们不喜欢就可以把它否决掉。

我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条款当作一个条件提出来即：“当这一议案被州议会通过时，捐款人应组成一个社团，选出理事和司库，将募集起来的两千镑的基金（年息作为上述医院免费对穷苦病人提供食物、看护、诊治和医药所用）并向州议会议长提出适当的证明，州议长依法签字并通知州司库付与上述医院司库2000镑，分两年付清，每年一次，作为开办修缮和装修之用。”

这一条件使得该议案获得通过，因为原先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认为他们可以不费分文地获得慈善家的美名，他们就赞成了这议案。

后来，在向人们募捐的时候，我们强调该议案中的有条件的诺言，这样人们就更乐于捐助了，因为每人的捐款将变成双倍。

这样这个附带条件在两方面都起了作用。

因此捐款的总数没多久就超过了规定的必需的数目，我们提出获得政府津贴的要求，这一要求被接受了，这就帮助我们提早实现了这一计划。

不久我们建造了一所适宜而又美观的大楼。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医院对人民是有益的，直到今天它还很兴旺。

在我毕生的政治计划中，没有一桩事情的成功，按我的记忆，在当时能给我这么多的快慰，或者事后回想时，我也能原谅我曾经耍过的一个小小计谋。

大概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发起人吉尔伯特谭那德牧师，来看我要求我帮助他募捐兴建一所新的教堂。

这所教堂将归他手下的长老会使用，他们原来是怀特菲尔德先生的门徒。

但我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我不愿意过分频繁地向市民们募捐，致使他们对我不满。

后来他又要我提供一张名单，列举以往在募捐中我认为是慷慨好施，热心公益事业的人的姓名。

这样的名单我也拒绝给他，因为这些在以往募捐中好施的人们好心地答应了我募捐的请求，捐了款以后，我却把他们指出来使他们受其他募捐人员的纠缠，那我就太不讲道理了，所以这样的事我决不能做的。

后来他要求我至少给他一些忠告，“这个我倒很乐意”，我说，“首先，你先向那些你知道一定会出钱的人募捐，第二，向那些你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捐款的人募捐，并把那些已经捐了钱的人的名单给他们看，最后，也不要忽略那些你认为不肯出钱的人，因为其中有些人可能你会看错的。”

他笑着向我道了谢，他说他愿意接受我这些劝告。

他真的按我所说的做了，向每个人募捐了，结果是他得到捐款的总数比他预料的多得多。

他用这笔钱在拱门街修建了一所宏伟而又十分华丽的教堂。

虽然，我们的城市规划的很美观整齐，我们的街道既宽且直，纵横交错，但是不幸的是这些街道年久失修，路面已经坏了，每逢雨季，沉重的马车就把路面碾得泥泞不堪，使人裹足不前，而晴天里尘土飞扬，让人难以忍受。